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

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俄语传统称谓，即拿破仑对俄战争）指一八一二年六月拿破仑一世率“大军团”（约六十万人，含法国及其附庸国部队）越过涅曼河入侵俄国、至同年十二月法军残部被逐出俄境的战争，是拿破仑战争中的转折点。战争的直接背景是提尔西特和约确立的俄法同盟自一八一〇年起逐步破裂：俄国因大陆封锁体系损害本国贸易而于一八一〇年底转向对中立国及英国货物开放港口，拿破仑则以此为由吞并奥尔登堡公国，双方又在华沙公国（波兰）问题上互相猜忌。俄历一八一二年六月十二日（公历六月二十四日），法军未经宣战即越过涅曼河，战争爆发；俄军统帅巴克莱·德·托利（后为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实行退却与坚壁清野，法军在深入俄境后于波罗底诺（波罗金诺战役）与俄军决战，随后一度占领莫斯科，但终因补给断绝、俄国民众与游击武装的抵抗及严寒而溃败，撤退途中几乎全军覆没。战前数月，俄军于一八一二年五月与奥斯曼帝国缔结布加勒斯特和约，结束了一八〇六至一八一二年的俄土战争，把俄国的多瑙河军团从南线解脱出来，为随即爆发的对法战争解除了后顾之忧；拿破仑一世接见巴拉舍夫时曾讥称俄方“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就同土耳其缔结了和约”。^[出处]

史学界对战争起因历来有多种解释：传统外交史强调奥尔登堡公爵被剥夺领地、俄国关税政策损害大陆封锁体系、拿破仑对波兰的野心与亚历山大一世态度转趋强硬等具体事件的连锁；也有史家从体系层面强调法俄两大帝国对欧陆霸权的结构性冲突不可调和。托尔斯泰在此并不采信任何单一因果解释。

小说写至一八一二年战事爆发前，作者以史学论说的笔法否定了将战争归因于某一具体事件（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大陆体系破坏、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外交家的失误等）的做法，认为这类解释是“史学家满怀天真的自信”提出的，经不起追问：若其中任何一个原因真的是决定性的，只要相应的当事人（梅特涅、鲁缅采夫、塔列兰、拿破仑本人）稍作变通，战争便不会发生，然而战争仍然发生了，可见原因绝不止于此。托尔斯泰提出，事件是无数“千万个”原因偶合的结果，其中甚至包括每一个法国士兵是否愿意服第二次兵役这样微不足道的因素；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看似能以一己意志决定流血与否，实则同每一个被征募的士兵一样身不由己，是“历史的奴隶”。由此他引出全书反复申说的历史观：个人的私生活越抽象越自由，而人在“天然的群体生活”中则必须服从预先注定的法则；地位越高、牵涉的人越多，其行动的不由自主便越明显。所谓“伟大人物”不过是历史学家用来给事件命名的标签，与事件的实际发生关系甚微。这一论说与书中后续对拿破仑一世与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两位统帅的具体刻画相呼应，构成托尔斯泰历史哲学的纲领性表述。一八一二年战事叙述正式展开时，作者又以整章篇幅把这一历史观讲成一套方法论，从运动的连续性与微积分的类比出发提出“历史的微分”的概念（见历史的微分）。^{[9 处]}

小说对战争爆发的叙述从俄国一侧展开：六月，亚历山大一世驻跸维尔纳检阅军队逾月，对战争毫无准备；拿破仑发出渡河命令、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进入俄国边境的那天，亚历山大正在侍从武官于扎克列特举行的舞会上。侍从武官巴拉舍夫于午夜奏报消息，亚历山大说出“不宣战就进入俄国！只要有一个武装敌人留在我的国土上，我决不讲和”这句日后成为名言的话，随即命秘书希什科夫将同一意思写入给军队的命令，并致信拿破仑说明从未授权大使申请护照、愿以法军撤兵换取和平。^{[4 处]}巴拉舍夫携此信前往法军大营，途中先后经那不勒斯王缪拉盘问、被达乌步兵军团哨兵拦下领去见达乌元帅。^[出处]拿破仑在维尔纳设御宴款待、又在书房同巴拉舍夫谈话之后，让他带回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最后一封信；谈话详情转达俄皇后，战争就此开始。^[出处]

战争初期的俄军指挥权没有统一归属：全军分为三个军，第一军由巴克莱·德·托利统率、皇帝亚历山大一世驻在军中却并不以总司令名义统军，第二军由巴格拉季翁统率、且战且退赶来会师，第三军由托尔马索夫统率；既无全军总指挥，也没有御前总指挥参谋部，只有一个皇帝行辕参谋部。随驾的一大批无军职显贵——前陆军大臣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贝尼格森伯爵、皇太子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首相鲁缅采夫、前普鲁士大臣施泰因、瑞典将军阿姆菲尔德、作战计划主要起草人普弗尔与沃尔佐根等——凭各自的地位对军事施加影响，往往使一个军团长甚至总司令分不清某项忠告或指示出自何人之口、是否应当执行。^{[2 处]}

叙述者借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观察，将行辕集团中的意见分成八派：以普弗尔为首的军事理论家相信军事科学有不变的法则，主张退入腹地、按精确法则作战；以巴格拉季翁、叶尔莫洛夫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派缅怀苏沃洛夫，主张攻入波兰、御敌于国门之外；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等宫廷调和派主张保住德里萨营地而折中诸议；皇太子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一派自奥斯特利茨败绩后领教过拿破仑的威力，主张趁早讲和；此外还有拥戴巴克莱、拥戴贝尼格森、崇拜皇帝欲其亲征、以及人数最多专谋私利的各派。^{[7 处]}

在八派之外，又有一批年高干练、不附和任何一派的旧臣提出皇帝应当离开军队、只治理国家；内阁大臣希什科夫借此上书，巴拉舍夫与阿拉克切耶夫联署，以皇帝必须亲临莫斯科鼓舞人民保卫祖国为由恭请圣驾离军，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皇帝离开军队的情节大体与史实相符：一八一二年七月初，亚历山大一世在希什科夫、巴拉舍夫与阿拉克切耶夫联名上书的推动下离开军中，返回莫斯科与彼得堡，俄军此后直到八月才由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出任统一的总司令。^{[4 处]}

莫斯科后方的情势则慢于前线一步。七月初，全城流传着令人惊慌的战事消息：人们都在谈论皇帝告民众书与皇帝离开军队返回莫斯科；由于七月十一日以前宣言与告民众书尚未印行，流言越发夸大，传说皇帝离军是因军队处境危险，还说斯摩棱斯克已经失守、拿破仑拥兵百万、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俄国——斯摩棱斯克此时其实尚未陷落，该城至八月初才易手。七月十一日（星期六）宣言出来而尚未印好，次日（星期日）莫斯科名门望族照常到拉祖莫夫斯基家的教堂做弥撒，许多富豪之家本已下乡度夏，这一年却“像在等待什么似的”都留在城里。礼拜中途，一名戴紫色丝绒法冠的神父跪在圣体栏栅门前，朗读刚从最高会议送来的、祈求俄国从敌人入侵下得救的祷文（见一八一二年拯救俄国祷文），祷文呼求上帝帮助亚历山大皇帝，“如摩西战胜亚玛力，基甸战胜米甸，大卫战胜歌利亚”，让敌人“如风前的尘沙”溃散；官方文告之慢与民间流言、教会祈祷之快形成对照。^{[5 处]}皇帝本人随后于七月十三日驾临克里姆林宫，在圣母升天大教堂参加为御驾与同土耳其媾和举行的联合祈祷，并走上宫殿阳台向民众撒饼干；彼得·罗斯托夫在人群中险被挤死，仍以远远望见皇帝为幸。^{[3 处]}七月十五日，莫斯科贵族与商人又在斯洛博达宫召开非常会议，贵族当场决定组织民团、商人认捐军费，皇帝的莫斯科之行由此把战争动员推进到各纳税等级。^[出处]

开战后俄军自维尔纳向东退却。每后退一步，总司令部里就表演一番各种利害、主张和感情的冲突；对一般官兵而言，夏季带着充足给养的后撤则是最简单快活的事，泄气、不安和阴谋只在司令部里有。军队经斯文齐亚内（全军给该处营盘起名“醉营”）、德里萨一路退向俄国边境。七月中，巴格拉季翁所部第二军在莫吉廖夫方向与达乌的部队遭遇，拉耶夫斯基的第七军在萨尔塔诺夫水坝进攻失利（见萨尔塔诺夫战役）；保尔格勒骠骑兵团则于七月十三日第一次打了一场大仗。这场初战即奥斯特罗夫纳之战：俄历七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公历七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所部后卫在维捷布斯克以西的奥斯特罗夫纳一线迎战缪拉率领的法军前卫，拖住法军约两天，为巴克莱·德·托利率第一军脱离维捷布斯克、继续退向斯摩棱斯克争取了时间；拿破仑原拟在维捷布斯克截住俄军主力的会战终未发生。^{[3 处]}

对战争进程本身的叙述，托尔斯泰同样批评两国史学界的后见之明：法国作者喜欢说拿破仑一世感觉到了战线拉长的危险、急于寻求决战机会、元帅们劝他在斯摩棱斯克停下来；俄国作者则喜欢说有引诱拿破仑深入腹地的“西徐亚人的战争计划”，并把计划的作者推给普弗尔、某个法国人、冯·托尔或亚历山大皇帝本人。托尔斯泰认为这些对既成事实的预见都只是因为事件恰好证实了它们才被保存下来，无数相反的预言则被遗忘。叙述者进而以棋局为喻说明这种“回溯规律”的虚妄：输棋的棋手承认自己输在某一步错棋、从开局起搜寻那步错棋，却忘了全局没有哪一着是走对的，他注意的那步错棋只是因被对手利用了才显得关键；战争比棋局复杂得多，交战的并非单个意志，而是无数任意行动相互冲突的结果。^[出处]战初俄方其实千方百计阻止法军深入，拿破仑不但不怕战线拉长，反而每前进一步都当作胜利，也不像历次战役那样急于寻找决战。他断言法军覆灭的原因有二：深入俄国腹地却迟迟不作过冬准备，以及焚烧俄国城市、在俄国人民中激起对敌人的仇恨从而激化了战争的性质——俄方反而一直妨碍那唯一能够拯救俄国的事情，法方则用尽力量在夏末把战线拉长到莫斯科，做那必然导致灭亡的事。^{[3 处]}

叙述者把七月下旬至八月初的战局概括为一系列偶然与私人动机的产物。战争一开始各军就被切断，全军唯一的目标是会合，而会合对退却和诱敌并无好处；亚历山大一世御驾亲临部队是为了鼓舞坚守每寸俄国土地，而不是为了退却，按普弗尔的计划在德里萨部署庞大阵营、不再后撤，每后退一步，总司令就受到皇帝的斥责。俄军为会合而力求避免与最强的敌军作战，不自觉地成锐角形向后撤退，就这样把法军引到斯摩棱斯克；巴格拉季翁因不愿隶属级别比自己低的德意志人巴克莱·德·托利而尽量拖延会师。一心想当总司令的保罗西以其充沛的精力影响皇帝，导致普弗尔计划被放弃，全部军务托付给巴克莱，但巴克莱不孚众望、权力有限。皇帝以必须鼓舞首都人民掀起人民战争为由离开军队，其莫斯科之行使俄军壮大了三倍；贝尼格森、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及一大批高级侍从留在军中监视巴克莱，巴克莱先以向皇帝递送文件为名把吵得最凶的波兰高级侍从（柳博米尔斯基、布拉尼茨基、弗洛茨基）打发去彼得堡，再与贝尼格森和大公公开斗争。两军终于在斯摩棱斯克会师，为保住交通线打了场毫无准备的会战，双方各伤亡数千人；斯摩棱斯克在违反皇帝与全民意志的情况下被放弃，居民受省长欺骗自己焚城，向莫斯科逃去，燃起对敌人的怒火。^{[9 处]}

乡下后方的情形又自不同：在童山，老公爵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博尔孔斯基始终不承认战争，坚称战场在波兰、敌人永远不会越过涅曼河，八月间法军开进维捷布斯克、他读到儿子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的来信后仍如此；女儿玛丽亚·尼古拉耶芙娜·博尔孔斯卡娅因父亲的态度而对战争的意义一无所知，只知道为参战的哥哥担心。^{[2 处]}斯摩棱斯克失守后，老公爵终于如梦初醒、召集民兵誓守童山，却在检阅武装农奴时中风瘫痪，迁往博古恰罗沃三周后去世。^{[3 处]}

斯摩棱斯克失守后，俄军继续东撤，沿途正值持续三个多星期的酷暑干旱，尘土被搅起几俄寸深，天一亮就开始行军，人人用手绢捂着鼻子和嘴。军中对巴克莱·德·托利的怨气达到顶点：巴格拉季翁八月七日致函阿列克谢·阿拉克切耶夫，痛斥弃城、断言会把敌人很快引到莫斯科，劝他万万不能讲和、准备民兵，并称全军对侍从沃尔佐根抱有极大的怀疑。^{[5 处]}

叙述者以俯瞰战局的笔法，把这场战争概括为一场由入侵冲力推动的自然过程：操着十二种语言的欧洲人侵入俄国，俄军和居民为避免冲突从斯摩棱斯克撤到波罗金诺，法军凭不断增长的冲力奔向莫斯科；波罗金诺战役后俄军退过莫斯科，法军进占空城，在莫斯科停留了五个星期，随后毫无新因由地回头逃跑，向卡卢日斯卡雅大路窜去，除了在小雅罗斯拉维茨城下打了一个胜仗外没打过一场大仗，就以更高的速度逃回斯摩棱斯克，再逃往维尔纳，逃往别列济纳河，向更远的地方逃去。叙述者把滞留莫斯科的法军比作一只受了致命伤的野兽，流着鲜血舔自己的伤口，说它在波罗金诺已受了致命伤，猛力直冲之后仍必然再向前滚上一段路，才在撤退中覆灭。^{[3 处]}

彼得堡后方的社会生活则在两个对立的沙龙中展开：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的沙龙代表宫廷爱国派，只接待顽固的保皇党法国人、以不上法国剧院为爱国表现；海伦·瓦西里耶夫娜·别祖霍娃的沙龙是首相鲁缅采夫与法国人的亲法圈子，相信拿破仑有意议和、刻薄地嘲笑莫斯科人的狂热。叙述者借此指出彼得堡沙龙生活自一八〇五年以来“固定不变”，不随战局与政局而变。斯摩棱斯克失守后，彼得堡上层舆论与宫廷委员会推动皇帝于八月起用库图佐夫为全俄军总司令，取代退却战略的推行者巴克莱。^{[3 处]}波罗金诺会战次日，米哈伊尔·库图佐夫从塔塔里诺沃送出的战报恰逢皇帝诞辰祈祷时到达彼得堡，报告称俄军不曾后退一步、法军损失更大，全城遂欢庆一场“特大的胜利”，有人甚至谈论俘虏拿破仑一世；此后数日军队杳无音讯，朝野转而不安。及至莫斯科失守的消息由拉斯托普钦的奏报正式传开，舆论把库图佐夫骂作叛徒，皇帝亦派侍从将军彼得·米哈伊洛维奇·沃尔孔斯基携诏书责问其放弃莫斯科的“如此可悲的决定”。^{[5 处]}库图佐夫另派米绍上校赴彼得堡面呈弃城消息，皇帝在石岛行宫接见他，公开宣示宁肯留长胡子、和最穷的农民一起吃马铃薯，也不签订有辱祖国和人民的和约，并称与拿破仑势不两立。^{[2 处]}

莫斯科弃守后，俄军经塔鲁丁诺侧翼进军退至塔鲁丁诺，以塔鲁丁诺战役击退缪拉的前卫，成为反攻的开始；拿破仑一世随后弃城南走，在小雅罗斯拉维茨受阻后折回被破坏的斯摩棱斯克旧道西逃。追击途中，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独力反对一切无益的进攻，维亚济马附近俄军将领发动的堵截杀死几千人也损失几千人，却一无所获（见维亚济马之战）；叙述者称法军自莫斯科至维亚济马已由七十三万人减至三万六千，此后按同一比例削减；逃抵斯摩棱斯克后为争夺食物自相残杀、抢劫自家仓库，继续西撤，渡别列济纳河时几乎全军覆没，残部被逐出俄境。史实上，大军团侵入俄国时总数约六十万（最初渡涅曼河的约四十四万至四十五万），撤出莫斯科时约十万余人，到别列济纳时作战部队约四万九千、另有约四万散兵；书中“七十三万减至三万六千”是托尔斯泰为说明等比削减而作的压缩表述。

叙述者把从莫斯科退回涅曼河的战事比作捉迷藏（蒙眼捉人）：法军起初沿卡卢日斯卡雅大路行动时还让人知道它在哪儿，走上斯摩棱斯克大路以后便“按住铃舌”悄悄逃跑，却常常以为躲开了、又迎头撞进俄国人的怀里；两军运动神速，骑兵侦察因马匹筋疲力竭而不复存在，情报即使得到也来不及送达。法军在斯摩棱斯克停留四天后，舍机动而走最坏的老路，向克拉斯诺耶和奥尔沙奔逃；俄军料定拿破仑一世必向右渡第聂伯河，也折向通往克拉斯诺耶的大道，法军各部队——先是总督欧仁·德·博阿尔内，再是达乌、内伊——一个跟着一个、仿佛从俄军队列中穿过，一连走了三天，抛掉大炮和一半的人。此后法军沿通往维尔纳的大路继续西逃，到别列济纳河渡河时乱作一团，许多人淹死或投降；他们的主将拿破仑身穿皮衣、乘坐雪橇，撇下同伴只身往前狂奔，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就投降或者死掉。^{[5 处]}

尾声第二部开篇重提这场战争：叙述者摆出史学“军队战果决定民族实力消长”的成说，以法军在波罗金诺获胜、占领莫斯科之后六十万大军反而覆灭为反证，断言打胜仗不是征服的原因，并把俄军从斯摩棱斯克以来的非常规抵抗概括为“人民战争的棍子”（见人民战争的棍子）。

尾声第二部写道，这场战争除俄国人所珍重的民族意义外，还有对欧洲的意义：既然有由西而东的民族迁徙，就会有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而这场把战争打出国界的新战争需要一个与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品质、观点、动机都不同的新领袖——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由东而西的民族迁徙和恢复各国的国界，正如库图佐夫为了拯救俄国和俄国的光荣一样必需。法军既被逐出俄境，战争并未就此结束，而是转入对拿破仑法国的欧洲战争。^{[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