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世界

“太平世界”是茨威格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他长大成人的那段欧洲岁月的统称，也是《昨日的世界》首章标题。书中把它回忆为一个以稳定秩序为核心的时代：奥地利克朗以金币流通，价值被认为不会改变；公务员和军官能按日历预知晋升与退休，每户人家有确定的预算，住房和产业被视为留给后代的家园；国家被当作这种延续的最高保证，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会发生战争和革命^[出处]。

这个世界的秩序还包括一个各安其位的固定社会等级：从宫廷、大贵族、社会名流到小市民与无产阶级，每个阶层住在自己的区域，只在城堡剧院和盛大节日中相会^[出处]。

这种安全感的维持有一套经济基础，茨威格在描述父亲的理财方式时具体呈现：货币稳定、国家尚未对巨额收益大规模征收所得税、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利息可观，使得不投机、有耐心、把利润不断投入再生产的人获利最多；克勤克俭的人家不易遭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也不会遇到诈骗^[出处]。在茨威格的叙述中，这个世界的安定不仅靠信念，也靠一套让谨慎积累的财富得以保值、让生活可以预先规划的制度。

茨威格同时说明，这种安全感是从社会上层向下扩散的：最初只有富人欢欣鼓舞，随后普及到平民，工人组织起来争取工资与医疗保险，保险业由此进入“黄金时代”^[出处]。与之配套的是一整套对“进步”的信仰：电灯、电话、机动车、飞行取代旧的照明与交通，卫生、体育与司法改革被视为社会前进的标志，人们因而相信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已和鬼怪一样不可信^[出处]。

这个世界的日常面貌在茨威格笔下还与维也纳的文化生活相连：在这座“享乐者的城市”里，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政治或商业，而是文化生活；市民早晨读报先看城堡剧院的剧目，一位著名演员的生日聚会或葬礼能压倒一切政治大事^[出处]。

茨威格还赋予这个“太平世界”一种人际面貌：他回忆“古老的维也纳”生活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穷人富人、捷克人德国人、犹太人与基督徒都能和平相处，偶尔互相嘲弄也不伤和气；他把仇恨之心看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而战前在报纸上互相责骂的国会议员，仍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以“你”相称。即便是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卡尔·卢埃格尔担任维也纳市长期间，与人的私下往来也毫无改变；茨威格自述，他身为犹太人在中学、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过麻烦和歧视^[出处]。

这个时代的生活节奏也属于这幅图画：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还没有提高人的生活速度，四十岁的男子便大腹便便、蓄须缓行，“匆忙”不仅被视为不礼貌也没有必要；英布战争、日俄战争乃至邻近的巴尔干战争都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他的父母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体育专栏一扫而过^[出处]。与之相对，茨威格把自己归入“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一代——脱离了一切联系、被驱赶到尽头又必须重新开始，每时每刻都与世界命运相连；他由此断言，这一代人里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对现实的认识也比祖先中的圣贤高出千倍，但为此付出了代价^[出处]。

与这种缓慢节奏配套的是一整套以年龄为信任尺度的观念。茨威格写道，那个把太平无事奉为偶像的世界不喜欢青年一代，担心他们会打碎偶像，因此处处怀疑年轻人“不完全可靠”：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仍被当作孩子，三十岁被视为羽毛未丰，四十岁也仍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受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哗然，理由是这一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茨威格借此指出，人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弗朗茨·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主要作品。年轻人为此刻意装扮老成——报纸推销促须药物，刚毕业的医生留大胡子、戴平光眼镜以显得有“经验”，追求功名者穿黑色长礼服、挺起微凸的肚子，中学生也以公文包取代书包、惟恐被当作初中生——茨威格的父亲在商行里也从不录用年轻人^[出处]。

在茨威格的回忆里，这个世界的审美趣味也服从同一套节奏：父辈尊崇的文学、戏剧、音乐大师——戈特弗里德·凯勒、易卜生、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威廉·莱布尔、爱德华·冯·哈特曼——被认为属于“太平世界”，其特点是冷静、中庸、缓慢；茨威格那一代年轻人凭直觉感到这种节奏与加快了的时代速度不相合拍，于是转向青年维也纳文学、维也纳分离派美术与阿诺尔德·勋伯格等人的新音乐，把官方批评家斥为“颓废堕落”“无法无天”的尝试当作自己的事业^[出处]。在他看来，这一代比师长更早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一场价值观的改变已经开始^[出处]。

在茨威格的叙述里，这场价值观念改变的先兆并不止于审美：上世纪最后十年，广大群众不再安分守己，组织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政治像暴风骤雨般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维克托·阿德勒领导下组织工人，于 1890 年五月一日在普拉特公园举行五一游行；基督社会党以白色丁香花为记与之相抗。茨威格称，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大变革正在这个衰老而昏昏欲睡的奥地利酝酿，将动摇并最终毁灭父辈的太平世界^[出处]。

在红、白两朵丁香花之外，这时又出现了第三种花——蓝色矢车菊，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茨威格把该党写入这幅图景：这个人数少、势力薄却惯用暴力的政党把反犹种族理论与街头暴行带进帝国政治，1897 年煽动大学生团为反对巴德尼语言法令占领维也纳环形大道，政府退缩、总理下台、法令撤销，野蛮暴力第一次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取得胜利^[出处]。他自陈，他这一代年轻人当时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直到屋顶墙垣倒塌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出处]。

尽管如此，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太平世界的繁荣图景在茨威格的回顾中达到顶点。他写道，四十年的和平使欧洲各国国民经济充满活力：书籍发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处兴建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浴室和电话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家庭，劳动时间缩短后无产阶级的生活也开始好转；城市越来越美——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超过一九〇一年，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每去一次都让他惊讶^[出处]。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体育、营养与接触自然使身体更健康，滑雪、游泳成为时尚，男子不再蓄须，妇女丢弃束胸紧身衣、剪短裙摆以便运动，年轻姑娘无须家庭女教师陪伴即可独自与男友郊游，自己挣钱当女秘书、女职员，茨威格认为卖淫——旧世界唯一被允许的色情交易——也明显减少^{[3 处]}。在这幅图景里，这种乐观还与欧洲共同体意识相连：他回忆在斯特拉斯堡亲眼看见齐柏林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当晚在埃米尔·维尔哈伦家得知飞艇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满含泪水，不是作为比利时人而是作为欧洲人分享胜利与考验；布莱里奥飞越英吉利海峡时维也纳像庆祝本国英雄一样欢呼，他由此想，飞机既能轻易飞越国界，国界便失去了意义^[出处]。这种国界观念的松弛同样见于日常旅行：他回忆一九一四年以前没有护照这回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国境线只是象征性的边界，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出处]。但他回顾道，这一切繁荣与信念的背面，燃烧世界的战火已经临近，火光已经在望^[出处]。大战前夕，这种预感在他的回顾中具体化为一次次摩擦：察贝恩事件、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记者招待会，任何一个小火花都可能引爆堆积的火药；他称身在奥地利的人尤其感到自己处于动乱的中心，因为老皇帝已年过八旬，人们开始担心他死后帝国的瓦解^[出处]。这段预感于一九一四年春达到顶点：他在图尔的小电影院里看到法国平民对威廉二世影像的齐声嘲笑，感到多年对德仇恨宣传已浸入平民心里，而罗曼·罗兰是唯一认真看待这一征兆的朋友^{[2 处]}；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萨拉热窝的枪声把他笔下的这个世界像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出处]。

大战爆发前最后几星期，这种安定信念仍在惯性运转。一九一四年七月，茨威格在奥斯坦德附近的勒科浴场看到报童叫卖“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的标题，买报人脸色阴沉，但不出几分钟就恢复常态——多年的外交纷争总在最后时刻得到解决；度假的人依然洗海澡、放风筝，直到比利时士兵带着由狗拖曳的机枪出现在海滩上^{[2 处]}。茨威格当时还相信条约神圣不可动摇，把德军会穿过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说法斥为无稽之谈^[出处]。等他乘最后一班列车逃回维也纳，这座城市已从对战争的恐惧变成对战争的狂热（见战争狂热），他笔下的“太平世界”至此终结^[出处]。

这是茨威格在流亡期间写下的回顾。他开篇把这段岁月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出处]又在章末自述：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之后，他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出处]。十九世纪末的奥地利确有相对的货币稳定、经济增长与长期和平，但这种安全感主要属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其基础是自由主义时期对理性与进步的确信；茨威格自己也提到，这种乐观建立在“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也不再难以解决”这一当时流行的判断之上，而非贫困已被真正消除^[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