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最初时刻

一九一四年七月末，茨威格从国外赶回奥地利，沿途车站已贴出总动员告示，列车满载新兵。他笔下的维也纳陷入战争狂热，街头到处是旗帜、标语和音乐，平日不受尊重的底层青年因穿上军装而受到全城祝贺。他特别强调，民众和政府起初都不想要战争，战争是外交家们虚张声势、弄假成真的产物。 ^[出处]

茨威格承认这种狂热确有动人之处：二百万人口的维也纳连同近五千万人口的帝国，在动员的一刻感到自己成了历史的中心，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的差别被“兄弟情谊”暂时淹没。他引用弗洛伊德的观察指出，狂热背后释放着被长久和平压制的原始本能，即所谓“对文化的厌恶”，它与牺牲精神、冒险欲和爱国言词混杂，为发动战争这一罪行推波助澜。 ^[出处]

回望二战前夕，茨威格认为一九一四年的狂热来自对权威不加怀疑的信任：八十四岁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若号召作战，必是遭卑鄙敌人突袭而被迫自卫，发动战争的罪犯只能在别国。到一九三九年，凡尔赛和约与慕尼黑协定已使欧洲人不再信任政治家，法国修路工人可公开讥讽达拉第，英国人不再相信张伯伦，意德民众恐惧地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人们服从征召，却不再欢呼，也不再梦想当英雄。 ^[出处]

在茨威格看来，两代人对战争本身的想象也不同。一九一四年一代的战争图景来自教科书和美术馆——闪亮盔甲的骑兵、正中要害的一枪，加上一八六六年对普鲁士速胜的记忆，战争被看作浪漫的短途郊游，新兵高喊“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一九三九年的民众则从上次大战学到：战争意味着战壕里的虱子、远距炮击的残杀，以及它所换来的饥馑、货币贬值和公民自由的丧失。 ^[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