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布雷陶尔家族与犹太人的教养理想

茨威格把父亲的致富归因于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小心谨慎，而不是投机才能。其父在工业迅速扩张的年代仍奉行“稳妥第一”：从不签发债券或期票，只与始终处在贷方地位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往来，厌恶任何带风险的生意，靠把收入的节余逐年投入经营来积累财富，五十岁时按国际标准已称巨富。家中开销始终节俭——陆续换更大的住宅，旅行坐二等卧铺，父亲五十岁那年与母亲去尼斯过冬是唯一的奢侈；他吸普通国产雪茄，玩牌只下小注，尽管钢琴、书法与法语英语俱佳，仍拒绝一切头衔和荣誉。 ^[出处]

这种深藏不露的骄傲也传给了茨威格。写作职业虽不得不抛头露面，他却终身拒绝勋章、头衔和学会会长之类的职位，不任院士、理事或评奖委员，甚至把宴会应酬视为折磨。他引歌德的话“勋章和头衔可免于在窘境中遭冲击”，称父亲遗传的内心的骄傲是他唯一可靠的财产，也是他内心仍感自由的原因。 ^[出处]

母亲伊达·布雷陶尔出身另一种人家。布雷陶尔家族是以犹太大银行为榜样的银行世家，从瑞士边境小镇霍恩埃姆斯散居到圣加伦、维也纳、巴黎和纽约；母亲出生在意大利安科纳，从小同时说意大利语和德语。这个国际化的家族以“自重”为傲，会为穷亲戚的女儿筹措嫁妆以防“低嫁”，母亲也始终认为娘家比夫家体面；若干年后一位布雷陶尔还当面告诉茨威格，他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 ^[出处]

茨威格回忆，犹太人家津津乐道的“上流”与“粗鲁”之分，男孩时觉得只是故作高雅的闹剧，因为各家族间的贫富差距不过近五十年、一百年的事。他后来明白，发财对犹太人只是手段，真正的理想是提高才智、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精神高于物质”。研究《圣经》的学者地位远高于富翁，街上的小贩也肯倾其所有供儿子上大学；犹太家族往往两三代后便弃商从文，罗斯柴尔德家出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出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出了哲学家，赛松家出了诗人。茨威格同时指出，同化努力的成功使犹太知识分子人数猛增、占比极大，最终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 ^[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