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是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等)与协约国(俄、法、英等)之间因欧洲列强争夺市场、殖民地及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而爆发的全面战争,导火索是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俄国于1914年8月对德宣战,大规模动员包括哥萨克在内的军队投入战场,战争的持续消耗与前线溃败是1917年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爆发的直接背景之一。

书中最早的战争预感出现在复活节前(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出走、寄居亚戈德诺耶庄园之后的第一个春天)鞑靼村的两处闲谈: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据一本小册子断言俄国即将与德国开战,合伙人叶梅利扬·康斯坦丁诺维奇·阿捷平不以为然,在座的骑兵中尉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则称“法国和德国为了争葡萄园会打仗,这与我们毫无关系”^{[2 处]}。这段对话经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科特利亚罗夫转述给施托克曼小组,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借机向听众扼要讲述资本主义国家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而开战的道理,预告哥萨克终将被卷入这场“别人醉酒、自己人跟着头疼”的战争,“钩儿”则断言到时候哥萨克不管愿不愿意都会被拉去当兵^{[3 处]}。

书中呈现与真实历史的差异在于视角与解释框架:1914年前夕俄国乡村对战争的预感在史料中确有记载(报刊、教会、集市传闻皆有涉及),但书中施托克曼对战争性质的解释——列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采用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官方对一战性质的定性(即列宁“帝国主义战争”论),将其提前安置在1913年前后一名地下宣传者口中,是作者借人物之口预先植入的历史评判,而非当时鞑靼村哥萨克或商人阶层的普遍认知;莫霍夫与利斯特尼茨基等人物的反应——将战争视为与己无关的欧洲列强纠纷——更接近当时俄国内地对巴尔干及西欧局势的一般隔膜态度。

一九一四年夏,战争阴影在鞑靼村以民间征兆与流言的形式进一步显现。干旱少雨的季节里,猫头鹰连夜在教堂钟楼与公墓间鸣叫,村中老人援引“俄土战争那年也这样叫过”的旧例,预言灾祸将至,或断言“要打仗啦”,或猜测将再度爆发霍乱^{[5 处]}。驻扎在距俄奥边境四俄里的拉济维洛沃镇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家信中提及,截获的一名越境贩私货者称奥地利皇帝曾亲赴边境“察看从哪里可以发动战争”,并已下令集结军队准备向莫斯科、彼得堡进军;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麦列霍夫将这一说法带到村民大会上,老人们围绕是否会开战、以及俄土之间“大海分不开”的旧怨议论纷纷,最终不了了之^{[6 处]}。这一“奥地利皇帝亲赴边境勘察战场”的说法出自越境者的转述,属民间流言性质,与史实中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由此引发七月危机并最终导致大战爆发的实际过程并不相符,是鞑靼村哥萨克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想象性预感,而非对真实外交事件的准确反映。

流言之后不久,战争以总动员的形式实际降临鞑靼村。收割黑麦时节,一名骑马的通信兵举着一面落满尘土的小红旗从村里疾驰而来,沿途高喊“警报!”,这是召集应服军役的哥萨克紧急归队的传统信号;彼得罗·麦列霍夫与全村同龄哥萨克闻声丢下收割机与马匹,策马奔回村中^{[3 处]}。这一以骑马报警人持旗传令、召集哥萨克紧急集合的方式,符合俄国哥萨克军役传统中沿用已久的“警报”(тревога)动员惯例,与史实中1914年7月31日(俄历,公历8月13日之前数日)沙皇政府下令总动员、8月1日对德宣战的时间节点大体吻合,但书中未交代具体日期,叙事聚焦于突发警报打断田间劳作这一瞬间的冲击,而非国家层面的动员决策过程。

应召归队的哥萨克在镇上广场集结待发,呈现出混杂的动员氛围:酒馆奉命关闭、专卖酒铺一并停业,兵站长官愁容满面,妇女们身着节日盛装沿街站立,人群中反复传说着“动员”二字;一名醉酒哥萨克因殴打“庄稼佬”(非哥萨克的外来农民)被押送村公所途中仍高喊“要把这些庄稼佬都打死”,四周人群非但不加谴责,反而报以笑声与同情,老哥萨克回忆1905年镇压平民的往事,亦有人自嘲“这回又要被派去镇压了”^{[6 处]}。同一广场上,醉酒的托米林·伊万在莫霍夫家商店柜台前当众辱骂债主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抢去了我们哥萨克的权利”^{[2 处]};村长则一再向围拢的哥萨克保证“不会打仗的……这只是装装样子”^[出处]。这一广场场景集中呈现了动员初期流传于哥萨克群体中的乐观与侥幸心理、对战事将至的模糊预感,以及哥萨克与非哥萨克农民、与商人债主之间平日积怨借总动员的混乱局面公开爆发的现象。

四天后,一列列军列载着成团的哥萨克与成连的炮兵开赴俄奥边境,彼得罗·麦列霍夫在其中一节车厢。车厢中众人合唱《正教的静静的顿河》,歌词唱及顿河“霎时怒涛滚滚,白浪滔天,俯首帖耳地响应皇帝的召唤”;沿途车站上,妇女向哥萨克摇巾并投掷纸烟糖果，而一名醉酒的铁路老工人望着车厢中的哥萨克摇头叹息^{[6 处]}。《正教的静静的顿河》一曲亦是小说标题“静静的顿河”的直接出处,此处哥萨克对皇帝召唤的应和与后续战争、革命中顿河哥萨克命运的展开形成对照。

书中注明,引发战争的直接事件是“王位继承人”遇刺——即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被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史实相符^{[2 处]}。

动员之后,书中转入对实际战事的描写: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所在团队一九一四年六月底奉命自罗夫诺方向大演习,继而紧急乘车调往边境,在韦尔巴车站下车,当日越过俄奥边境投入俄军对加利西亚的攻势,沿途所见难民车流、逃难居民、被抽打的犹太商贩以及第十二团团长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率部急进的场面,均呈现这场战争最初阶段的乡野与前线景象^{[5 处]}。书中所写罗夫诺、韦尔巴、别列斯捷奇科等地名均位于沃利尼—加利西亚一带,与史实中1914年8月至9月俄军西南方面军对奥匈帝国发起的加利西亚战役(Битва за Галицию)的地理范围相符,书中描写的骑兵散兵线冲锋、战壕、机关枪扫射等细节亦与该战役初期交战方式相合;葛利高里在此役中的白刃格杀是他本人首次亲手杀人的经历^{[4 处]}。

与此同时,鞑靼村第二期应征的哥萨克(彼得罗、司捷潘等一批年长于葛利高里的预备役)也已启程赶赴前线,途中夜宿叶伊村,由一名参加过俄土战争的老兵讲述战场伦理并传授哥萨克护身咒文^{[3 处]}。叙述随即以一句话跳出这一具体场景,总括这批哥萨克此后的命运:携咒文出征者亦未能幸免于死,加利西亚、东普鲁士、喀尔巴阡山与罗马尼亚的战场上到处留下腐烂的哥萨克尸体^{[2 处]}—这一概括提前点出俄军此后在东普鲁士(1914年8月坦嫩贝格战役等)、喀尔巴阡山(1914–1915年冬季喀尔巴阡战役)与罗马尼亚战线(1916年罗马尼亚参战后)的多线消耗,与史实中一战东线俄军伤亡持续扩大的走向相符。

与鞑靼村的动员场景平行,书中另辟一线交代顿河上游各乡镇哥萨克在正规军中的编制与宣战一刻:米吉卡·科尔舒诺夫所在的第三顿河哥萨克团(以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命名)驻扎维尔诺(今维尔纽斯),七月十九日接令备战,次日清晨全团列队,团长当众宣布德国已对俄宣战,两小时后登车开赴前线^{[5 处]}。同排哥萨克中的科济马·克留奇科夫借用了真实历史人物姓名——现实中的克留奇科夫是一九一四年七月三十日俄德边境遭遇战中俄国第一位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

七月二十六日,克留奇科夫随以阿斯塔霍夫(哨长)为首的六人哨兵小队开赴俄德边境的柳博夫镇布哨,次日晨与来袭的一支德军骑兵侦察队交战,双方在丘陵沟壑地带展开追击与肉搏,克留奇科夫、米哈伊尔·伊万科夫身负多处刀矛伤,阿斯塔霍夫击毙一名德军军官,德军见军官阵亡后溃散撤退^{[3 处]}。这正是使克留奇科夫成名的那场遭遇战,书中呈现的战斗过程与战功分配比战时官方宣传流传的“克留奇科夫一人击杀十一名德军、身中十六处伤”版本更为节制、更接近史学界事后复原的规模,详见科济马·克留奇科夫词条。

加利西亚战役初期(1914年8月),交战双方尚未形成日后西线那种绵长、固定的堑壕战线,仅以骑兵冲突和侦察为主:德军司令部派出精悍的骑兵侦察队绕过俄军哨所刺探部署,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统率的第十二骑兵师作为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所率第八军(集团军)的前沿掩护部队,与俄军第十一骑兵师一同在越过奥地利边境后同匈牙利骑兵反复交锋^[出处]。这一态势与史实中加利西亚战役第一阶段(1914年8月至9月)以运动战、骑兵交锋为主、堑壕体系尚未固化的实际情况相符,是东线不同于西线堑壕僵局的一处史实差异的体现。

战事同时在个体身上留下难以名状的心理创伤: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因列什纽夫城下首次白刃杀人而长期被噩梦与内疚折磨,同排哥萨克中亦有人因战事而性情大变——普罗霍尔·济科夫负伤后神情长留疑惧,叶戈尔卡·扎尔科夫变得愈发玩世不恭,叶梅利扬·格罗舍夫则终日不由自主地忧郁傻笑^{[2 处]}。书中未使用“战争神经症”一类当时医学术语,但以士兵群像呈现的这些症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军队中广泛出现、后被称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的战争创伤现象相印证。

一次攻城战斗中,书中集中呈现了俄军前线指挥调度的混乱:两个步兵团未能按时投入进攻,一个团在向左翼调防途中被己方炮兵连误认作敌军而遭炮击,预备队直到临近正午才仓促投入战斗,行军途中队形数度散乱^{[2 处]}。这类友军误击、部署脱节的场面并非孤立虚构——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俄军因通讯手段落后、后勤与指挥协同不足而屡次出现类似混乱,是俄军在加利西亚战役后续阶段及后来东普鲁士战役中屡遭挫败的共性原因之一;书中未指明具体战役与地点,呈现的是这类混乱在士兵个体经验中的样貌,而非对某一具体战斗的战史复原。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此役中与一名匈牙利骑兵军官以马刀近身格杀后头部中创落马,生死未明^{[3 处]}。

离开禁卫军转赴前线的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所在师,后来奉命强渡斯特里河(加利西亚境内德涅斯特河支流),在洛维什奇一带插入奥军后方,书中描写此役以哥萨克炮兵、机枪火力击溃匈牙利骑兵反攻、全师顺利挺进为战果^{[2 处]}。斯特里河一线在史实中是1915年末至1916年初俄军与同盟国军队反复争夺的战场,其中1915年12月至1916年1月的“斯特里河战役”(Битва на Стрыпе)以俄军攻势受挫、同盟国守住阵地告终;书中所写渡河得手、击溃奥匈军反攻的战果与该战役的实际结局不完全一致,更接近1916年夏布鲁西洛夫攻势期间俄军在这一战线一度取得的局部优势,书中未标明具体年月与战役名称,呈现的是前线军官视角下一次孤立战斗的胜利场面,而非对某一具体战役进程的复原。

战事之外,书中亦转向后方村庄承受的损耗:第三期应征者也已开赴前线,顿河沿岸村镇因青壮年男子悉数在外而在农忙时节陷入荒凉,送行的哥萨克妇女如丧礼般嚎哭,阵亡者的遗体分散长眠在奥地利、波兰与普鲁士的土地上^{[4 处]}。麦列霍夫家收到连长波尔科夫尼科夫签发的阵亡通知书,称葛利高里已于九月十六日夜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阵亡^{[3 处]}。以连长名义向阵亡者家属寄发书面通知、说明阵亡时间地点并告知遗物与马匹去向,符合俄军当时的阵亡通报惯例;书中这份通知在此前一章葛利高里头部中创昏迷、生死未明的情节之后送达,家属与读者此时都无从核实其确切下落,是全书围绕战场消息与后方认知落差反复呈现的一例。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在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下负伤后,曾一度被连队误报阵亡,十二天后家中方经兄长彼得罗·麦列霍夫的书信确认其生还:他因负伤后背负一名负伤中校爬行六俄里归队,获颁圣乔治十字章、晋升下士,是鞑靼村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第一枚十字勋章^{[2 处]}。圣乔治十字章是俄军授予士兵与下级军官的最高战功勋章,始设于1807年、1913年定型为四等制,一战期间大量颁发给普通士兵,是当时俄国社会公认的英雄象征——这与前一处提及的真实历史人物科济马·克留奇科夫(俄军一战首位圣乔治十字章获得者)在书中的出现互为呼应,呈现出该勋章在哥萨克村社中的实际分量: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携此消息满村夸耀,商人谢尔盖·普拉托诺维奇·莫霍夫则因已在报纸上读到相关战功报道而主动登门道贺,可见此类叙功报道在当时报刊中确有刊载的惯例。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伤愈归队后,书中以其本人的记忆完整重现了此前作为“阵亡”传闻起点的那一夜:他头部中创坠马,苏醒后徒手爬行归队,途中救出一名腹部贯通伤的龙骑兵第九团团长古斯塔夫·格罗兹贝格中校^{[3 处]}。团部为此颁发的正式嘉奖命令抄件记载他因此晋升为“上等兵”,而此前经家书转述的说法则是“下士”——书中同一叙功事件经不同渠道(官方命令抄件与家属转述)传递后出现的这一细节出入,可视为对战时军功消息在传播中失真的一处呈现^{[2 处]}。

同一时期,书中出现了对一战初期航空轰炸的直接描写:一架奥军飞机低空飞临卡缅卡—斯特鲁米洛沃城上空投弹,地面步兵与哥萨克仅以步枪、机枪对空射击还击,并无专门的高射炮或防空武器,一名哥萨克叶戈尔卡·扎尔科夫因爆炸被炸断双腿、伤重求死无人施救^{[4 处]}。这一情形与史实相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飞机主要用于侦察,轻型炸弹靠飞行员徒手或简易装置投掷,交战各方均尚未装备成体系的高射炮兵,地面部队以步枪、机枪对空射击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应对方式,直至战争中后期高射炮与专业防空体系才逐步发展起来。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西南战线舍韦利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骑兵突袭战役:野战军指挥部计划以密集骑兵冲破奥军防线,深入敌后破坏交通线、以突袭瓦解敌军部署,右翼步兵同时佯攻以牵制敌军火力。奥军事先察觉或已预料此举,主动放弃战壕后撤六俄里,仅以机枪部队设伏;哥萨克骑兵在没腰深的黑麦地里连续疾驰六俄里,战马大批力竭倒毙,冲至阵前又遭密集机枪火力扫射,几乎全线溃败,有的团损失过半人马,叶甫盖尼·利斯特尼茨基所在团阵亡四百余名列兵、十六名军官,他本人亦头部与腿部负伤。战后,愤怒的哥萨克将拍摄战场“纪念照”的师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戈洛瓦乔夫殴打致死^{[6 处]}。这一密集骑兵冲击暴露机枪火力下的战术已彻底过时的场景,与史实中一九一六年七月底至八月初布鲁西洛夫攻势期间西南战线争夺科韦利(科韦利战役)一带俄军投入大量骑兵兵团、却屡遭堑壕与机枪防线重创的实际情况相符;书中“舍韦利”应为科韦利一带具体地名的文学化处理,指挥部对突袭寄予厚望而终致惨败、军官因拍照留念遭士兵泄愤殴毙的细节,反映的是布鲁西洛夫攻势后期俄军统帅部屡次无视堑壕机枪战术革新、仍沿用大规模骑兵冲锋战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是当时俄军内部广泛存在的对最高指挥部之不满情绪的缩影。

一九一六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书中描写了特别军团(原第十三军团,因忌讳“十三”这一数字而改称)在斯维纽哈村附近发动的一场大规模进攻:数十万发炮弹连续轰击九天,土耳其斯坦军团的步兵以法国式“波浪进攻”战术十六道波浪冲出战壕,当日即有九千余人死伤;鞑靼村第三期应征哥萨克组成的特别连随第八十师投入斯托霍德河一带的战斗,先目睹德军毒气弹造成的大批中毒身亡的第二五六团士兵尸体,继而与第三一八切尔诺亚尔斯基团配合发起夜袭,却在铁丝网前遭德军机枪火力压制,连队损失过半、阿丰卡·奥泽罗夫等多人阵亡^{[8 处]}。这一战事与史实高度吻合:1916年9月19日至10月上旬,俄军西南方面军特别集团军(Особая армия,原第十三集团军)在科韦利方向对斯维纽哈(Свинюхи)、科雷特尼察一带德奥联军阵地发起的进攻,史称“第五次科韦利战役”,是布鲁西洛夫攻势后期一系列争夺科韦利未果的战役之一,以俄军重大伤亡、未能攻克预定目标告终;书中德军对第二五六团使用毒气弹的描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场德军多次对俄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史实相符,具体使用地点与批次因缺乏进一步交叉史料暂难逐一核验。

一九一六年秋,书中呈现了俄军驰援罗马尼亚战线的场景:斯托霍德河下游阵地上的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所在第十二哥萨克团接到从前线撤下、以行军队形开赴罗马尼亚的命令,由西伯利亚步兵接防原阵地。此时其他大军团也在同时调往罗马尼亚方向,团队行军首日即因预定宿营村庄已被先期抵达的步兵、炮兵占满而被迫多走八俄里,足见调动规模之大;此后连续行军十七天,沿途村庄因战火摧毁、居民逃散而找不到饲料与给养,哥萨克们扒毁茅屋屋顶喂马、偷窃当地居民所剩无几的口粮,军官已无法约束这种违纪与盗窃行为^{[4 处]}。这一场景与史实相符: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对同盟国宣战后迅速陷入被动,德奥联军9月起发起反攻并连战连捷,俄国被迫从其他战线抽调大量兵力驰援业已崩溃的罗马尼亚战线,仓促驰援部队后勤补给不济、沿途劫掠平民的现象在多方史料中均有记载。

十一月上旬,书中所写第十二团进入的阵地转移到特兰西瓦尼亚山区,十一月七日向“三二〇”高地发起进攻,原据守此地的奥地利部队已由刚从法国前线调来的萨克森部队接替;冲锋中,葛利高里中弹负伤,战斗过程与伤亡场面未再展开^{[4 处]}。1916年秋,德奥联军在法金汉指挥下确实由法国凡尔登战线抽调部分部队(其中含德意志萨克森王国编成的部队)驰援罗马尼亚战线,经特兰西瓦尼亚山地反攻罗马尼亚军队并配合保加利亚方向作战,书中萨克森部队接防的细节与这一兵力调动的史实相符,具体高地番号“三二〇”应为作者据海拔标高虚构的战术地名。

同一时期,书中还以一段插曲呈现了俄军后勤体系在这一阶段的败坏与士兵的自发抗争:斯托霍德河阵地上,连队伙食中的肉汤被发现生蛆变质,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米哈伊尔·科舍沃伊、阿列克谢·乌留平等哥萨克愤而将整锅菜汤持刺刀、马刀“押送”至连长处控告,当日即促成军需中士被撤换^{[3 处]}。这类因给养克扣、军需腐败引发的士兵自发抗议在一战后期俄军中屡见不鲜,是后方补给系统濒于崩溃、军队纪律松弛的直接征候之一,也是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俄军士气持续瓦解的诸多具体成因之一。

与后勤败坏同时显现的,是普通哥萨克士兵之间日益公开分化的政治立场:阿列克谢·乌留平拥护强硬的君主制、反对革命,主张哥萨克应有别于“庄稼佬”与工人、自成一政权;米哈伊尔·科舍沃伊则倾向革命,断言民众唯有经历苦难流血才能觉悟^{[3 处]}。这一分歧呼应了此前约瑟夫·达维多维奇·施托克曼、安德里亚·加兰扎等人物对哥萨克士兵的革命宣传,呈现出前线哥萨克在战争后期于沙皇忠诚与阶级、革命意识之间的实际分裂,而非统一的立场。

一九一七年秋,十月革命(1917年)前后,书中呈现了俄军东线战线的整体崩溃:十月里步兵尚是零散、无组织地三五结伙开小差,到十一月底已发展为整连、整营、整团擅自撤离阵地,多数部队在逃散途中劫掠仓库、打死本部军官、抢掠沿途平民^[出处]。米哈伊尔·科舍沃伊所在第十二团一度被调去执行拦截逃兵的任务,在道路岗哨拦下成批携械西撤的步兵,几度险些火并,最终因哥萨克士兵自身的反战情绪与愧疚而多次放行^{[3 处]}。十二月,该团亦从前线撤下,携全部武器、机枪与马匹乘火车经乌克兰返回顿河,沿途数次与地方苏维埃、赤卫军武装就是否缴械发生对峙甚至交火,并自行处决了本团一名被判定“背叛哥萨克”的副官^{[3 处]}。这一连串情节与史实中1917年秋冬俄军东线全面解体的实际进程相符:临时政府倒台后,旧俄军已丧失统一指挥与补给能力,士兵委员会与地方苏维埃在遣返、缴械问题上权力交错,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在这一时期自发离队返乡,携械返乡的哥萨克部队与沿途苏维埃武装的武力摩擦,是1918年顿河内战爆发前夕武装力量重新洗牌的直接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