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

集中营是《生活与命运》开篇场景的主体。晨雾中,公路、铁路与高压线从四面八方汇向一片铁蒺藜围出的营地: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棚屋构成又宽又直的街道,钢筋混凝土塔楼上架着旋转探照灯与机枪。一列军用货车正把囚徒运进营区,迎面而出的空车则驶回慕尼黑,可知营地在德国境内。

小说开头没有点营名,只以"集中营"一词带过。格罗斯曼以作者口吻把营地的机械单调与俄罗斯农舍的千差万别对举——"千百万的俄罗斯农舍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一模一样的"^[出处]把集中营写成靠强行抹平个体特征来消灭生命的一部机器。这是全书的核心命题之一:生命在于各自的特点,强加的整齐划一是死亡的秩序。

营内的情景随后以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视角展开。这里关着五十六个民族的人^[出处]分子物理学家、古文献学家与不识字的意大利农民、南斯拉夫牧民睡在一起;囚犯之间的区别只在号码与缝在衣上的布条颜色——红布条是政治犯,黑布条是怠工者,绿布条是小偷和杀人犯^[出处]紫布条是从德国出走的德国侨民^[出处]。营里有医院、市场、火葬场、运动场,管束囚犯主要靠囚犯自己:担任营内警察的是左臂戴黄臂章、分营头儿、区头儿、室头儿的“卡波”^[出处]。

集中营体制的成形,书中归于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发明”:政治犯被定义为“没有犯过罪的罪犯”,罪名只是可能参与反纳粹活动^[出处];在战时把俘虏关进政治犯集中营、把不好好干活的工人当怠工者关押、利用刑事犯监视政治犯,皆是新创^[出处]。格罗斯曼借莫斯托夫斯科伊之口强调,纳粹不是戴着单片眼镜、傲然不可一世的外来者,而是像自己人一样住在集中营里、通晓囚犯语言与心思的平常人^[出处]。

营内还另设由秘密警察单独看管的营区,关押秘密警察特别感兴趣的囚犯:生活条件好于劳动营,却只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值班的把人叫到门口,有时是朋友要用烟草换食品,被叫的人得意洋洋地回到铺位;有时被叫的人一去不回,过一两天“卡波”就来吩咐把“破衣烂布”打扫出去,有人便讨好地问“卡波”队员凯泽,能不能睡到空出来的床铺上。特别营区里还住着一位美国上校,住在小小单间里,傍晚准许自由走出营区,吃特别伙食;据传罗斯福总统通过瑞典国王,从瑞典方面要求关照他^[出处]。他最感兴趣的是苏联战俘,想同他们谈谈德国人的战略和战争头一年失败的原因,曾把一大块巧克力糖送给生病的苏联少校尼科诺夫^[出处]也常找苏联战俘的头头儿叶尔绍夫交谈^[出处]。囚犯以闲谈消磨日子,从囚犯分类到火化尸体再到营里的足球队;传闻总在流传——关于新式武器、关于纳粹头目钩心斗角,而“传闻总是又好又不真实,是集中营囚犯的麻醉剂”^[出处]。这一营区里关着不少苏军指挥员和政委,他们同样要做工:在营属沼泽地铺设水泥管道排水的活儿,干这活的人叫“沼地兵”,多是被营方不喜的囚犯;只有古济少将和奥西波夫不做工^[出处]。

营里的交谈靠变了音的俄语、法语、英语单词加十来个营内新造的德语单词拼成,足以表达集中营生活中特别重要的东西^[出处]:“伙计”“香烟”“同志”是许多民族囚犯的共同用语,一句说明人快死的俄语“不行啦”被全营五十六个民族共用^[出处]。格罗斯曼把这套语言现象延伸到占领区——德国士兵带着学来的一二十个单词闯进俄罗斯的城乡,农妇、老人和儿童只好拿“羊羔,老总,举起手来,母鸡,鸡蛋,完蛋”跟他们打交道,“这种交道绝不是什么好交道”^[出处]。

前述特别营区里另有一套行刑的建制。突击队头头德罗津哈尔主管东区段的卫生防疫,给卡波下达杀人指示,他决不让病人病得非要用担架抬到杀人的地方^{[2 处]}。行刑在特种囚室里进行:一个凳子,灰色石头地面,一根水管、一个水龙头、一段橡皮管,一张摆着记事本的小桌;用枪行刑叫“往脑袋里塞了一粒咖啡豆”,注射石碳酸叫“加了一点儿长生水”^{[2 处]}。营内警察队长凯尼克原是党卫军分子,因刑事犯罪丢职被关进营里,他带着戴小圆帽、缠黄色臂章的卡波搜查棚屋^{[2 处]}。

行刑与告密网络之外,苏联战俘之间则因投靠与否而分裂:有人宁死不愿卖国,有人千方百计要参加苏奸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的伪军,谈得越多、争论越多,彼此的隔阂越大,到后来不再说话,只剩仇恨与鄙视^[出处]。下雪天的傍晚,聚谈的苏联战俘格外苦闷,连性格刚强的人也愁眉不展;绝望既通向自尽,也通向投伪军——脸色发黄的柯佳科夫看着消沉的炮兵少校基里洛夫,断言他不是想上吊,就是想去投伪军^{[2 处]}。格罗斯曼把这沉默的人群——被恐怖、希望和苦难连接在一起、说着同一种语言却互不理解的同类——看作二十世纪可悲的灾难之一^[出处]。营内的苏联地下组织也学会了用体制自身的逻辑清除异己:领导层出现分裂后,共产党员一致通过决议,一位在办公室工作的捷克同志把叶尔绍夫的卡片放进为布痕瓦尔德挑出的一部案卷,将他送进了那座真实的集中营^{[3 处]}。

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慕尼黑的秘密警察档案室里发现了这座营地下组织一案的侦讯材料，案卷末页写明判决已执行、尸体已火化，名单第一名是莫斯托夫斯科伊^[出处]。研究了侦讯材料之后，出卖同志的内奸是谁仍无法判断——秘密警察可能把他与被出卖的人一同处死了^[出处]。

特别营区里的囚犯被派去挖一座工厂的基坑;伊康尼科夫从浇灌混凝土地基的工地带回消息,他们要建造的是一座毒气工厂,并拒绝再干:“我可以说‘不干’!如果我有胆量不怕枪杀的话,有什么力量能强迫我干?”^{[2 处]}。意大利神甫加尔季的回答是把他那沾满泥浆的手拉到唇边吻了吻^[出处]。营区管理处附近修建的就是这座毒气室与焚尸炉:党卫军少校利斯在视察中检查了它按“水轮机原理”设计的密闭室与火化炉,总设计师什塔尔干克随行说明^{[3 处]}。

小说也让这类消息从占领区传回苏联后方:一名受伤回乡的鞑靼中尉对卡里莫夫说起,波兰有一些集中营把犹太人赶进去杀掉、把尸体分割得“就像屠宰场里那样”,德国人还往吃奶孩子嘴上抹一种无色药剂,孩子马上就死——传话的中尉与听讲的卡里莫夫都认为这是不可信的瞎猜想,而同一个人又亲眼看见一家犹太人(一个老奶奶、两个姑娘)被拉去枪毙^{[4 处]}。波兰营内屠杀的消息传到苏联后方时,还带着难以置信的色彩;而隔离区里安娜·谢苗诺夫娜已从农民带回的“挖土豆”深坑中明白,把人集中起来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便于宰杀。

书中也以作者口吻为这套体系画了一张横贯欧洲的地图:利斯在夜里与艾希曼见面的那一场,笔触从柏林的大马力轿车依次扫过斯莫列维奇、基辅、敖德萨、华沙、斯大林道尔弗、布达佩斯、法斯托夫、维也纳、梅利托波尔与阿姆斯特丹——散居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的居所——然后点明:集中营的铁丝网、毒气室的墙、防坦克壕的黄土把千千万万个不同年龄、职业、语言的人联接在一起,死神在等待着他们^{[2 处]}。防坦克壕正是子弹的大屠杀中枪杀犹太人后埋尸的万人坑。

小说里“集中营”一词也用于指苏联的集中营。格特马诺夫家的保安机关干部马舒克讲到一桩旧案:一个工学院学生用汽枪射击斯大林肖像,格特马诺夫受托为他求情,马舒克拒绝,说今天纵容“枪击伟大领袖肖像的分子”,明天自己就会从办公室变成“集中营里的灰土”^[出处]。柳德米拉想起丈夫的堂兄从集中营放出来、即将被送往流放地,自己怕房管所知道而不肯留他过夜^[出处]—放出营门并不等于自由,接下来还有流放,而普通人家连收留他过一夜都要掂量。格罗斯曼用同一个词连接纳粹营与苏联营,两种极权在他笔下由此相通。

斯大林格勒合围末期,一名德军普通士兵在掩蔽所里回忆自己当过集中营看守,见惯俘虏捡土豆皮吃、为烂白菜叶打架的情景,当时觉得那"简直不是人";如今己方部队在合围中挨饿至此,他说"谁知我们现在也成了猪"^[出处]—集中营里囚犯的处境,由此成为衡量围城士兵自身堕落的标尺。

保卢斯投降后,大批德军俘虏排成队列走向伏尔加河,拄着棍子和烧糊的木板条,冻伤、破衣、面色青灰;格罗斯曼写这一群“妈妈生养的不漂亮的人”与一九四一年秋天德国人用树条和棍子赶往西边集中营的俄罗斯百姓“如同兄弟般相像”,仓库和地下室方向不时传来处决的枪声,人群全都懂得这枪声的意义^{[3 处]}。俘虏与被俘者、施暴者与受难者在这一刻被同一套押解、同一种枪声连到一起。

列车的终点是营门前的广场。新来者看到的营地像一座城市:一排排一模一样的棚屋构成笔直的街道,远处工厂烟囱的黑烟与雾气混在一起,东北方升起黑红色的火光——那是火化炉的火^{[3 处]}。广场中央的木台上有一支乐队在奏乐。一名穿皮领军大衣、戴眼镜的党卫军军官坐着奶油色小汽车来到广场,从人丛中用手指点出约三十个人,押队的头头儿小声问着“年龄?职业?”;他连喊两遍“内科医生,外科医生,出列!”,没有人应声,便对广场上的上千人失去了兴趣^{[4 处]}。被挑出来的人五人一排,奉命转身,面向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营门站着,与妻子儿女诀别;留下的人进入建在沼地上的集中营——通电的铁丝网、架着机枪的混凝土守望塔、棚屋,脸色煞白的妇女在铁丝网外望着,他们胸前缝着红、黄、蓝的布条,排队去干活儿。乐队又演奏起来;格罗斯曼写道,这些不幸的人们终究也要去死^{[4 处]}。

留在营里的多数人很快被领向营外的大规模杀人场所。队伍从铁丝网旁走过时，这些早已忘记自由的人觉得，铁丝网和机枪不是为了防备集中营里的人逃跑，而是为了不让将死的人躲进苦役集中营里^[出处]—苦役营与营外的澡堂（毒气室）隔着这道电网。澡堂是营外几座又矮又大的平顶灰色建筑物，前排的人群走上它大门前的沥青场地，就要进入大敞着的门^{[2 处]}。

毒气室的另一端由囚犯组成的“监督队”看管：他们负责监视毒气室、毒药仓库与火化炉的运转，住宿条件优渥，床间铺着地毯,吃饭不受看押，工资几乎是同级现役军人的三倍,家属享受优先疏散待遇^{[3 处]}。值班士兵罗捷负责在毒气室放毒气,同时监督牙科医生从尸体上撬取金牙,每天下班后把小小的金牙纸包交给营管理处,已两次带一公斤左右的金子回家给妻子;他不喜欢这份工作,却从中体会到希特勒政策带给“弱小的人”的好处^{[2 处]}。

史实上,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体系(Konzentrationslager)自1933年达豪建营开始,由党卫军经济与行政总署(WVHA)统一管辖,至1944年约有三十座主营与成百上千座附属营,1933至1945年间包括其他拘押场所在内的各类营地超过四万四千处。另有专司屠杀的灭绝营(海乌姆诺、贝尔泽克、索比堡、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比克瑙等),属"最终解决"的独立系统。小说笔下的这座营仍无营名,不对应某座可考的实营,但其内部秩序与史实大体吻合:纳粹营地的色标以红色表政治犯、绿色表刑事犯、黑色表怠工者,囚犯职能工(卡波)由囚犯充任,都与史实一致;小说把德国侨民的标识写成紫色,史实中紫色属耶和华见证人、侨民用蓝色,这是书与史实的一处出入。书中营门上“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即奥斯维辛一号营门题词 Arbeit macht frei 的通行译法(达豪、萨克森豪森等营亦悬此题词);而特雷布林卡把营地正面伪装成一座中转火车站,并无这道标语——格罗斯曼把这两处史实的标志叠到了同一座营门上。格罗斯曼把它放在全书最开头、先于任何人物,等于为这部写苏联的长篇设定了一个纳粹德国方向的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