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官:历史哲学与后世接受

《战争与和平》的叙事在尾声第一部结束,交代1820年前后主要人物的家庭生活;其后的尾声第二部是十二章历史哲学论文,不再有小说人物出场。托尔斯泰在其中正面回答贯穿全书的问题:推动各民族运动的力量是什么,人的自由与历史的必然如何相容。此后一个半世纪,这部书的评价几经变化:连载之初毁誉参半,作者本人晚年加以否定,至今仍被史学家与普通读者重读和争论。

论文开篇即指出现代史学的困境。旧史学以神意解释民族运动——神选定英雄,指引民族走向既定目标;十九世纪的新史学在理论上抛弃了神权与目的论,实践中却仍以英雄帝王的意志、以民族或“文明”的进步解释一切,从吉本到巴克尔皆然。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是:1789年自西向东、1812年又自东向西席卷欧洲、令千百万人互相残杀的运动,究竟由什么力量推动^[出处]。

对既有答案的驳斥依次展开。把事件归因于统治者意志、多种力量的合成或文化观念,在他看来都答非所问^[出处];“权力”一词若不加定义,只是一个意义不明的词^[出处];命令并非事件的原因——只有恰好与事件进程相合的命令才被执行,如同船头劈开的波浪,看似引导航向,实则只是伴随^[出处]。记述十来个不烧房子、不务农、不杀人的显要人物的历史,永远看不见千百万人迁徙、烧房、互相残杀的真实运动^[出处]。

论证的核心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人从内心只能感到自己是自由的,而被当作观察对象时又处处服从法则;这个悬而未决的意志自由问题,是史学一切矛盾的根源^[出处]。任何行动都是自由与必然按一定比例的结合,比例取决于观察者对行动者处境、时间距离与原因链条的了解——知道得越多,自由显得越少:昨日的举动像是自愿,二十年前的罪行像是身不由己,十字军东征则已无人归于几个君主的意志^[出处]。由此得出结论:就历史而言,所谓自由意志,只是给人类生活法则中尚未认识的那部分起的名称^[出处]。历史学应当效法数学与天文学(牛顿宣布万有引力时并未解释引力的原因,只给出普适法则),放弃在个人意志中追索事件成因,把个体意志视为无限小的量,转而求各民族运动的共同法则^[出处]。正如承认地球运行违背直接感觉却换来了天文学,承认个人对空间、时间与因果的依赖,才谈得上历史的科学^[出处]。

小说前半以《一八〇五年》为题,于1865至1867年在《俄国导报》连载;全书六卷本于1869年出齐。针对体裁质疑,托尔斯泰1868年发表短文,声明这部作品不是长篇小说,更不是长诗,更不是历史纪事。当时的批评集中于两点:体裁混杂,以及打断叙事的史论章节。屠格涅夫起初对历史哲学部分颇多讥评,后来改变评价,1880年向法国读者推荐它为当代最卓越的作品之一;福楼拜读法译本时盛赞前两卷,而抱怨第三卷“他在重复,他在说教”。军事理论家德拉戈米罗夫一面与托尔斯泰的宿命论辩难,一面建议军官把它当案头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最早断言这是天才之作,足与俄国文学既往的全部成就等量齐观。在批评压力下,托尔斯泰在1873年的版本中一度让步:书中法语对话译成俄语,史论章节移出正文;后来的通行版本恢复了1868—1869年的原貌,史论与叙事重新交织。

1871年,托尔斯泰在致诗人费特的信中写道,他庆幸自己再也不会去写《战争》那样冗长的废话。七十年代末的宗教危机之后,他在《忏悔录》中把此前的文学写作归于虚荣;《什么是艺术?》(1898)按宗教道德标准把自己的长篇归入坏艺术,只承认两个短篇小说合格。1908年的日记写道:人们爱他,是为了那些在他们看来很重要的琐事——《战争与和平》之类。

关于尾声史观最著名的论述是以赛亚·伯林的《刺猬与狐狸》(1953)。伯林借“狐狸多知,刺猬一知”的古希腊残句区分两类心智,认为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对具体、多样的生活有无与伦比的感受力),却信奉刺猬式的单一原则;在他看来,尾声的历史哲学正是这一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的产物,小说的叙事才能与理论抱负互相抵触。军事史方面,多米尼克·利芬的《俄国对拿破仑之战》(2009)依据俄方档案指出:托尔斯泰为把战争写成俄国民族的自发胜利,淡化了亚历山大一世与职业将领的运筹,夸大了民众抵抗的分量,并略去1813—1814年俄军远征至巴黎的后续;该书副题“《战争与和平》诸战役的真实故事”,即针对小说所塑造的历史记忆而发。

改编方面,1956年的美国电影版、邦达尔丘克1965—1967年的苏联四集版(获1969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2016年的BBC剧集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同名歌剧,均由小说派生;各类书目调查中,它长期位居长篇小说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