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部与尾声:回到莫斯科

第十五部与尾声(第十六部)是《日瓦戈医生》正文叙事的收束。第十五部写尤里·日瓦戈 1922 年从西伯利亚辗转返回莫斯科,至 1929 年夏病逝街头的最后岁月,以及他身后的守灵、火化与拉里莎的失踪;尾声的时间则转至 1943 年的苏德战场与战争结束数年之后,由日瓦戈的两位老友戈尔东与杜多罗夫回望他的一生,阅读其遗稿。正文之后另附一组署名日瓦戈的诗作,构成全书第十七部。

日瓦戈脱离西伯利亚游击队的挟持后,先在冬季徒步穿越西伯利亚与乌拉尔,最后一段路才改乘火车。归途所见是内战末期俄国农村的普遍景象:村庄大半空无人烟,黑麦熟透无人收割,他靠生嚼麦粒和拾食核桃充饥^[出处]。途中他在一座被焚毁的村庄重逢少年瓦夏·布雷金,两人曾同乘一节押送劳工的军列车厢。瓦夏的家乡遭洗劫纵火,母亲误以为儿子被掳走,精神失常后投河自尽;日瓦戈遂带他同行^[出处]。瓦夏沿途讲述的村中血案涉及余粮征集、藏粮地窖、贫农委员会与巡回法庭,反映了内战初期苏维埃农村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形^[出处]。

两人于 1922 年春抵达莫斯科,正值新经济政策初行^[出处]。新经济政策自 1921 年推行,以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恢复有限的私人贸易与小工业,以挽救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经济崩溃;至 1928 年前后被加速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取代。这一时期的莫斯科,旧货市场与私人书店重新出现,教授家眷从偷卖面包转为公开经商,名目繁多的“思想馆”“研究院”批量设立。日瓦戈把瓦夏送进实用技术学校学印刷,自己撰写涉及医学、哲学与宗教的小册子,由瓦夏印制寄售;他试图寻回旧居,却发现家人已被驱逐出境、流亡巴黎,房间早已分配给他人^[出处]。其家人的遭遇对应内战后苏维埃政权对旧知识阶层的政治甄别与驱逐,1922 年著名的“哲学船”事件即属同一波逐放。

此后日瓦戈的境况持续恶化:健康衰退,行医技能荒废,写作时断时续^[出处]。他与思想上日益倾向革命话语的瓦夏决裂,搬进旧宅一角,与旧门房马克尔之女、电报局报务员马林娜同居——因前妻东妮娅尚在巴黎,两人未作登记,马林娜成为他事实上的第三位妻子,育有两女;两人一度靠为人锯木维生^[出处]。

1929 年夏初,戈尔东与杜多罗夫来访。杜多罗夫刚从流放地服满刑期归来,讲述自己如何在狱中“政治上成熟”;日瓦戈私下认为这种表态是不自由者对自身处境的美化,并把自己的心脏病归因于时代性的疾病——日复一日言不由衷对神经与心灵的损耗^[出处]。次日他不辞而别:他偶遇多年不见的同父异母弟弟叶夫格拉夫,这位来历未作交代的人物为他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租房、供给费用、联系医院职位^[出处]。隐居期间日瓦戈进入最后一段旺盛的写作期,所写诗文均以城市为题;身后发现的一段札记记述 1922 年的莫斯科半成废墟,却仍被他视为现代艺术唯一的滋养之地^[出处]。八月末的一个早晨,他乘电车前往医院就职,途中心脏病发,挤下车后倒毙街头^[出处]。该段未标年份,按前一章写明的 1929 年推算,通行读法把他的死系于同年八月末。1929 年在苏联历史上是转折之年: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新经济政策终结,强制集体化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铺开。小说让主人公死于这一门槛之前,时间上的安排常被研究者视为有意为之。

守灵设在卡梅尔格尔斯基街的居所。丧事由医务工作者工会经办,因劳动手册与会员证过期而延宕;家人为不影响马林娜的公职和孩子日后的抚恤,放弃教会安魂仪式,改办非宗教火化^[出处]。莫斯科第一座火葬场 1927 年在顿河修道院旧址启用,世俗火化取代教会葬仪正是 1920 年代反宗教运动的一部分。吊唁者中出现了刚从伊尔库茨克返回、偶然撞见丧事的拉里莎·安季波娃。她与叶夫格拉夫在灵前交谈,得知丈夫帕维尔·安季波夫(内战中以斯特列利尼科夫之名闻名的红军指挥官)并非传闻中被处决,而是在遭猜忌、走投无路后开枪自尽,自尽前曾与日瓦戈彻夜长谈^[出处]。拉里莎留下协助整理遗稿,数日后外出未归;据推测她在街头被捕,此后再无音讯,成为名册上一个无名的编号,或许死于北方某处集中营^[出处]。小说对这位贯穿全书的女主人公的结局仅作简短交代,其信息量与 1930 年代大规模逮捕中失踪者家属实际所能得知的相当。

尾声开篇已是 1943 年夏,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后转入反攻并解放奥廖尔(1943 年 8 月 5 日,莫斯科为此鸣放了战争中第一次礼炮)。已成为少尉的戈尔东与少校杜多罗夫在残破小镇切尔尼重逢,彻夜长谈^[出处]。杜多罗夫讲述自己两度被送入劳改营:雪原中一根写着编号的木桩就是营地的全部,犯人自建牢房与瞭望塔;战争爆发后犯人可志愿编入伤亡极高的惩戒连队,以战功换取自由。他认为,相比集体化失败后靠恐吓维系的 1930 年代和叶若夫时期的清洗,战争的实际危险反而是一种解脱^[出处]。这段议论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正面触及古拉格与大清洗的文字之一,也是小说无法在苏联本土出版的原因所在。

随军洗衣女塔尼娅向两人讲述自己的经历:生母是“白色蒙古政府部长科马罗夫”的妻子,自己幼年被寄养在西伯利亚铁路道口值守员家中,亲历一场杀人劫案后随红军部队流浪长大^[出处]。听者由此意识到,她就是日瓦戈与拉里莎失散的女儿,而“科马罗夫”即纠缠两人一生的科马罗夫斯基;叶夫格拉夫少将此时正在前线搜集烈士事迹,已许诺照应她。战争结束五年或十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戈尔东与杜多罗夫在莫斯科高处的窗前翻阅叶夫格拉夫编订成册的日瓦戈札记。两人感到一种自由即将到来的气氛;在他们眼中,莫斯科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更近于这部小说本身的主人公^[出处]。帕斯捷尔纳克于 1945 至 1955 年间写作此书;尾声落笔时斯大林晚期的管制尚未松动,这段对自由预感的描写,通常被读作对 1953 年之后“解冻”的提前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