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至十六章:从焚书到宣战

纳粹运动在巴伐利亚兴起之初，茨威格定居萨尔茨堡，距慕尼黑约两个半小时车程。他很早就从慕尼黑来客口中听说一个叫希特勒的人捣毁集会、煽动反犹与反共和情绪，起初将其与战后各类煽动者归为一类，判断这股势力会自行消散。1923年11月的啤酒馆暴动一日内即告失败，希特勒被捕，纳粹运动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数年后，通货膨胀、失业与政治危机又把他重新推上舞台。茨威格认为，德国社会对学历的崇尚，使人们把没有完整学历的希特勒当作啤酒馆小丑，是1933年1月他出任总理时仍被普遍视为过渡人物的原因之一^[出处]。

希特勒掌权后，法治秩序迅速崩解。1933年2月27日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纳粹以紧急法令中止魏玛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冲锋队随即在无法律约束下行动，集中营、秘密审讯与不经审判的处决相继出现，首批难民已翻越萨尔茨堡附近山地逃入奥地利^[出处]。同年5月10日，德国大学生在宣传部长戈培尔策划下于柏林及三十余座大学城公开焚烧“非德意志精神”的书籍，茨威格与托马斯·曼、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人的著作同遭焚毁。他将这种共同命运视为光荣，并观察到纳粹以逐步升级的方式试探世界对迫害的容忍限度——1933、1934年他的书仍几乎照常出售，直到两年后公开禁书令颁布^{[2 处]}。

正因书籍尚未全面查禁，茨威格记下自己与纳粹文化机器短暂周旋的经历：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接受纳粹新设的国家音乐局总监一职，却坚持与这位犹太脚本作者合作歌剧《沉默的女人》。该剧1935年6月在德累斯顿首演，经希特勒本人破例批准才得以上演，演出数场后仍遭禁演，施特劳斯随即辞去总监职务^[出处]。

1933年秋，纳粹势力已越境向萨尔茨堡渗透，煽动者以威胁维系服从，一位相识三十年的作家朋友在街头刻意回避茨威格。他当年10月离城过冬。次年2月，为抵御希特勒，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政府向墨索里尼求助，代价是解散议会、镇压社会民主党；正规军炮击维也纳工人区，议会民主就此终结。这场“奥地利二月起义”爆发时，茨威格恰在维也纳，却对巷战一无所知，事后以此说明现代政治暴力往往不为亲历者所见。数日后他返回萨尔茨堡住宅，遭警方以搜查地下武装为由登门，虽一无所获，却使他确信奥地利已经失败，两天后即启程赴伦敦，通知当局放弃萨尔茨堡的住宅。

1934年2月，茨威格开始在英国长达六年的半流亡生活：奥地利尚未灭亡，他仍持奥地利护照，却已主动断绝社交，不再就时局公开发言。1937年秋，他在伦敦读到英国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赴柏林与希特勒谈判、涉及奥地利前途的报道，判断祖国将被出卖，随即飞回维也纳探望母亲；维也纳友人仍相信总理舒施尼克与执政的爱国阵线足以自保，他却看出游行队伍已在慕尼黑纳粹党部登记。

1938年3月12日，德国军队开进奥地利，次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意志帝国。合并前夕，茨威格再度离开维也纳，母亲仍留城中。占领后维也纳出现的暴行超出他的预想：大学教授被逼跪地擦洗街道，犹太人被押入冲锋队营房劳役、住宅遭洗劫。他八十四岁的母亲在“禁止犹太人坐长椅”一类羞辱性禁令下于占领数月后去世；茨威格坦言，这一噩耗带来的是宽慰。合并同时使他的奥地利护照失效，他只能向英国当局申领无国籍者身份证件，此后每入一国须逐次申请签证——他把护照制度的普及视为一战以来世界精神最大的倒退。

1938年9月，英国首相张伯伦两度飞赴德国与希特勒会谈，绥靖政策的让步底线被逐次突破；月末，英、法、德、意四国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克代表未获准与会。张伯伦挥舞“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的文件返抵伦敦，举国欢庆，茨威格当时也未能看出这是一场投降；数日内真相披露，他此后回避与英国人交谈，认为流亡者比英国公众更早预见战争将至。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协定随即破产。同年6月，弗洛伊德经学生玛丽·波拿巴公主斡旋、缴纳高额“帝国出境税”后逃离占领下的维也纳抵达伦敦；茨威格前往探望，见他重病之中仍每日伏案，写完最后一部著作《摩西与一神教》，同年9月病逝。

1939年夏，德国吞并立陶宛港口梅梅尔，报刊叫嚣夺取但泽与波兰走廊，英国公众从轻信转为愤怒，重新检查防毒面具、悬起防空气球。茨威格专注于巴尔扎克传记的写作，8月移居巴斯乡间隐居，写道战争与和平实际由柏林、巴黎、罗马、伦敦十余个不为人知的人物决定。9月1日，他与洛特·阿尔特曼前往巴斯民政局登记结婚，登记进行中一名官员闯入宣布德国入侵波兰，因二人均为外国人，手续一度暂停。9月3日星期日，英国对德宣战。这一天，茨威格被英国当局划为“敌邦的外国人”：早年因犹太血统与反纳粹立场被德国驱逐，此时又因奥地利已并入德国而被英国官僚法令归入敌国侨民之列。

《昨日的世界》正文以此收束。全书最后一章题为《和平的濒死状态》，茨威格记录了对战后局势的预感，认为唯有经历过光明与黑暗两个时代的人，才真正完整地经历了自己的时代。这部回忆录1941年在巴西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