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至四章:太平世界与早年成名

斯特凡·茨威格1881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纺织工业家庭：父亲莫里茨·茨威格祖籍摩拉维亚，三十岁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织布作坊起家，五十岁时已按国际标准称得上巨富；母亲伊达·布雷陶尔出身一个以犹太大银行为榜样、从瑞士边境小镇霍恩埃姆斯散居到维也纳、巴黎和纽约的银行世家。茨威格回忆，十九世纪末哈布斯堡帝国的社会秩序曾被这一代人视为“太平的黄金时代”，这一印象与他成长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出处]

在茨威格的追述中，这个“太平世界”的核心是一种可以预先计算的安全感：货币价值长期稳定，职业晋升、退休和家计都可以提前规划，国家与法律被认为足以抵御战争和革命，这种安全感先属富人，后及平民，保险业的兴盛是其标志之一。他把“进步”称为那个时代真正的信仰：电灯、电话、汽车与自来水被视为生活改善的证明，人们相信欧洲各民族之间不会再有战争。茨威格在回忆录写作当下（即两次大战之后的流亡岁月）明确承认，这一代人被自己的理想主义蒙蔽，并援引弗洛伊德的判断（文明只是薄薄的一层纸，随时会被邪恶力量击破）说明这种安全感事后被证明只是幻象；但他同时坦言，自己始终无法舍弃童年时代对这种秩序的信念。^[出处]

父辈的处世方式印证了这种安全感的心理基础。茨威格的父亲从不涉足投机生意，只与始终处于贷方地位的罗斯柴尔德银行往来，家中开销克制，唯一的奢侈是五十岁那年与妻子去尼斯过冬；他拒绝一切勋章头衔，这种克制与骄傲后来也被茨威格继承，终生拒绝勋章、学会职位一类的身份标识。母系的布雷陶尔家族则以国际化的银行世家自重。茨威格由此归纳，犹太资产阶级致富之后普遍把知识与教养看得高于财富，两三代人内便由商入文，罗斯柴尔德家出了鸟类学家，沃伯格家出了艺术史家，卡西尔家出了哲学家；他同时指出，正是这种同化与文化参与的成功，使犹太知识分子在维也纳的人数比例急剧升高，日后反而成为纳粹迫害的靶心。^[出处]

这种安全感也塑造了茨威格笔下战前维也纳的城市性格：一座把文化置于军事、政治和商业之上的城市，皇家剧院享有近乎宗教的地位，市民早晨读报先看剧目、再看国会辩论，演员的社会声望超过总理和大臣。皇室与大贵族逐渐放弃艺术赞助之后（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终生不读书也反感音乐），维也纳犹太市民阶层以资助者与观众的身份接替，成为剧院、音乐厅和书市的主要支柱；茨威格由此断言，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大部分是由维也纳犹太人促成和哺育的。^[出处]

“太平世界”的裂痕在茨威格的少年时代已经出现，但他与同代文学青年当时并未察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维克托·阿德勒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以五一游行争取普选权，卡尔·卢埃格尔的基督社会党以排犹口号聚合小资产阶级、执掌维也纳市政，茨威格后来评价，正是这个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最早的拥趸。同一时期，主张摧毁哈布斯堡君主国、并入大德意志国的德意志民族党以大学生团为打手，1897年巴德尼语言法令引发的街头暴力第一次让强力手段在奥地利政治中获胜。茨威格自陈，他与同龄人当时全副心思扑在文学上，对这些迹象视而不见，直至多年后局势剧变，才意识到隐患早已存在。^{[2 处]}

茨威格在国民小学五年、人文中学八年的十三年学制中度过少年时代，对这段学校生活的回忆全无好感：课堂被他形容为一架按成绩刻度运转的机器，八年间没有一位教师问过学生想学什么，校舍弥漫着官署霉气，学生挤在低矮的长凳上。他不把沉闷归咎于教师个人，而认为整个教育体系是一种有意的制度设计——国家把稳定秩序奉为偶像，天性好变的青年被视为可能打碎偶像的因素，因此处处受到压制；那个时代以年长为美德，十八岁的中学生仍被当作孩子，三十岁尚且不算独立。^{[2 处]}

正是这种压制，把学生的求知欲赶到了校外。茨威格所在的班级染上了对戏剧、文学与音乐的集体热情，学生在拉丁语语法书下偷读里尔克、尼采与斯特林堡，混进大学听课、逛画展和旧书店；维也纳咖啡馆（只需一杯咖啡的价钱即可久坐、备有各国报刊）被他称为“民主俱乐部”，是这群中学生了解世界文坛动态的核心场所。他们对文学名人近乎神化：街上遇见马勒、被勃拉姆斯拍一下肩膀，都足以让人骄傲数日。这种早熟并非茨威格班级的个别现象，他后来强调，维也纳邻近十几所学校的学生都同样狂热，其根源在于世纪之交维也纳本身是“艺术的沃土”，又恰逢一个非政治化的年代。^{[2 处]}

这一代维也纳青年作家中，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早熟尤为突出。他以中学生身份、用笔名“洛里斯”投稿，因奥地利中学禁止学生以真名发表作品；评论家赫尔曼·巴尔起初未料到投稿者竟是一名未成年的中学生。作家阿尔图尔·施尼茨勒请这名少年到家中朗读诗剧，认为自歌德以后几乎不可能再有人写出这样的诗句。茨威格十六岁那年在科学俱乐部第一次听霍夫曼斯塔尔演讲，此后终生将其视为同代人中不会再出现的奇迹。与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慧相对照，里尔克则提供了一条较为平稳的成才路径：十七八岁开始发表，到二十二三岁才成为公认的诗人。茨威格所在的中学同窗几乎人人投入创作，有人的名字与里尔克并列刊于柏林的《潘神》杂志，有人以笔名进入斯蒂芬·格奥尔格主持的《艺术之页》；但这股热潮多数未能延续——茨威格后来记述，班上立志演戏的同学没有一个登台，在杂志上崭露头角的诗人多数最终成了普通的律师与官员，唯有他自己把这份创作热情保持了一生。^{[2 处]}

茨威格把十九世纪末欧洲市民社会的性道德概括为“维多利亚式道德”，其核心是对性问题的系统性沉默：学校、教会、司法机关、报刊乃至科学界结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回避同盟，连弗洛伊德的老师夏尔科也私下承认知道某些病症的真正病因却不敢公开；文学界同样受到压制，《包法利夫人》被当作淫书受审，左拉被视为色情作家。这套道德以服装为物证：紧身衣、高领、长裙与层层发髻把女性身体完全遮蔽；茨威格认为，这种压抑并未消除本能，反而使之转入地下，催生出栅栏涂鸦、暗中兜售的裸体照片与销路极好的色情书刊构成的地下色情文化。^{[2 处]}

在茨威格的描述中，这套道德对男女适用完全不同的标准：社会默许男子有婚前性经验，同时要求未嫁女子保持对两性一无所知的“纯洁”，为此上流家庭的女儿从出生到出嫁始终处于监护之下，读物经过审查，终日以钢琴、绘画等课业填满时间，文化教养充分却对两性之事一无所知；茨威格记述家族中因新婚之夜的无知而引发冲突、甚至逃婚的实例，说明这种教育造成的后果。对男子而言，婚前性生活的出路实际主要依靠受警方登记管制的卖淫制度——妓女须领取执照、定期体检纳税，但无法就嫖客拒付起诉；茨威格把卖淫业比作资产阶级社会华丽大厦阴暗地下室的顶棚，认为正是这个高声维护妇女纯洁的社会，同时组织并从中渔利。这套安排的代价主要由青年承担：当时梅毒尚无可靠疗法，茨威格引述统计称十个青年中约有一两个因此死亡，个别确诊者当场自杀。战后一代摆脱了这套监视体制，茨威格对比自己的战前一代与战后青年，认为公民自由前者更多，但私人生活的自由后者远胜前者，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在他看来“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4 处]}

1900年，茨威格通过人文中学结业考试，进入维也纳大学。他对德语国家大学生团体的决斗与等级特权文化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套以脸上剑伤疤为荣的风气背后有精心计算的实际目的——加入天主教学生团是进入执政的基督社会党谋职的途径，脸上的剑疤有时比真才实学更有利于仕途。家庭已决定他必须获得博士学位，专业由他自己挑选；他选择要求最少的哲学专业，头三年不听课，只在最后一年交论文应考，由此换得一生中最充裕的自由时间用于文学研究。^[出处]

大学最初几年，他把旧诗编成第一部诗集《银弦集》，交给专出德语抒情诗的舒斯特·勒夫勒出版社出版，得到里尔克赠书致贺、作曲家马克斯·雷格尔选诗谱曲；他本人后来承认这些诗多出于模仿而非亲身经验，此后从未重版。更具分量的突破是向维也纳唯一的大报《新自由报》投稿：文艺副刊在当时的维也纳拥有近乎决定性的文化威望，年轻作家中此前只有霍夫曼斯塔尔敲开过这扇门。茨威格投去一篇小散文，接见他的副刊编辑正是西奥多·赫茨尔。^[出处]

赫茨尔早年以诗歌与记者工作闻名维也纳，作为《新自由报》驻巴黎记者列席了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公开贬黜的仪式，此后转向犹太复国主义，出版《犹太国》，主张犹太人应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主张在维也纳同化程度较高的犹太资产阶级中激起强烈反感：茨威格记述，《新自由报》领导层禁止报上出现“犹太复国主义”一词，作家卡尔·克劳斯写讽刺小册子挖苦赫茨尔。与此相对，赫茨尔的主张在加利西亚、波兰和俄国的犹太群众中被当作弥赛亚式复国梦想的希望，反响热烈，超出他本人的预料。1901年，十九岁的茨威格第一次见到赫茨尔，后者当场读完他的散文并同意发表，随后又在文章中把茨威格列为霍夫曼斯塔尔之外新一代作家之首，茨威格自述由此“一夜之间跻入名人行列”。他此后没有加入赫茨尔的犹太复国运动。1904年赫茨尔病逝，大批犹太人从俄国、土耳其和东欧赶赴维也纳参加葬礼，足见其在犹太群体中的号召力。^{[2 处]}

凭借《新自由报》副刊作者的身份，茨威格获得父母全力支持，得以离开维也纳赴柏林求学。他一个学期只进过两次大学校门，去柏林寻找的是维也纳给不了的自由——在维也纳，他因家庭背景永远是“富裕家庭的阔少爷”。柏林当时正从帝国都城迅速转变为世界城市，缺乏文化传统反而向各地青年敞开大门。他很快进入一个诺伦多夫广场附近咖啡馆里的波希米亚文人圈，结识穷困潦倒却以诗为生的老诗人彼得·席勒，以及日后创立人智学的鲁道夫·斯坦纳；与维也纳几乎全出身犹太资产阶级的朋友不同，柏林让他第一次接触到普鲁士贵族、贫农子弟乃至酒鬼、罪犯等各阶层人物，他自陈对这类“危险人物”的好奇，一部分源于对自己安逸出身的负疚感。^{[2 处]}

第一部诗集出版后，茨威格很快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产生怀疑，认定其中的伤感情调不真实，早期一部长篇小说手稿被他付之一炬；此后六年他未再出版诗集，转而听从戴默尔的建议从事文学翻译，译波德莱尔、魏尔伦、济慈等人的作品，以此磨炼文字。这段蛰伏期的关键收获，是他专程赴布鲁塞尔结识比利时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一位以城市、机器与技术为题材、试图为整个欧洲发言的诗人。两人相识后，茨威格在第一小时内即决定用两三年时间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与三部诗剧，此后经他译介，维尔哈伦在德语世界的名气一度超过其本国，演员在台上朗诵他译的诗句，马克斯·莱因哈特把维尔哈伦的剧作搬上德国舞台。与此同时，他必须了结大学学业：与友人科尔本海伊尔一起突击复习四年课程，1904年以优等成绩通过考试，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他自述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拿到优等。这场博士考试之后，茨威格才真正获得他所说的“完全自由”的外在生活，开始了此后数年游历巴黎、伦敦与欧洲各地的岁月。^{[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