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至十二章:苏黎世流亡与通胀岁月

一九一七年复活节，茨威格出版战争期间写成的反战诗剧《耶利米》，战时售出两万册，购书者中也包括此前支持参战的人士。这一反响，加上苏黎世市剧院提出的演出邀约，促成他以参加首演为由获准离开奥地利，前往中立国瑞士——途经萨尔茨堡时，他从国际法学家海因里希·拉马施处得知，新皇帝卡尔一世治下的奥地利政府正酝酿脱离与德国的军事同盟，试探单独媾和^[出处]。这场后来被称为“西克斯图斯事件”的秘密外交，由卡尔一世经内兄帕尔玛亲王转交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因担心德国报复、又顾虑损害哈布斯堡王朝声誉而中途搁置，最终因德方察觉、法国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公布信件而流产^[出处]。

在瑞士，茨威格重逢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这是他三年战争期间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罗兰以中立国身份公开反对战争狂热、拒绝加入任何组织，在茨威格眼中成为欧洲道德良知的化身；同一晚，他在日内瓦结识围绕小报《报页》与《明天》聚集的法国、比利时反战作家与版画家弗朗斯·马塞雷尔等人，并将这段情谊称为成年后最深厚的一段同志关系^[出处]。围绕另一份反战刊物《明日》，法国记者亨利·吉尔波借罗曼·罗兰的声援与流亡俄国革命者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撰稿一度使刊物声名鹊起，后被法国当局缺席判处死刑，经列宁改换国籍、乘“铅封列车”送往莫斯科；苏黎世由此成为聚集投机商、间谍与各国流亡文人的不夜城^[出处]。茨威格也留意那些身份跨越交战两方、无所归属的人：拒绝被归为英国作家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生于意大利却以德语思维写作的钢琴家费鲁乔·布索尼，故土因战争归属未定的阿尔萨斯作家雷内·席克勒——这些人的处境，被他视为自身日后命运的预演^[出处]。

流亡者与和平主义者的圈子最终未能兑现茨威格的期望：混杂其中的密探、被两国情报机关渗透的瑞士社会，使他判断这个因战时处境而非共同理想聚合的阶层，会在战争结束后自行消散。他随后迁往苏黎世湖畔的吕施利孔潜心写作，停战当日又与多数欧洲人一样，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纲领与当时仍被普遍看好的俄国革命当作永久和平的曙光，他后来承认这种轻信事后看来相当幼稚^[出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奥匈帝国崩溃，奥地利被压缩为仅剩德语区、人口不足七百万的小国；协约国为防止其与德国合并，在和约中明文禁止，反将“独立”强加于这个多数政党都主张合并的国家。茨威格自愿返国，途经边境车站费尔德基尔希时，正遇末代皇帝卡尔一世与齐塔皇后乘专列离境流亡——皇帝拒绝正式退位，被共和国勒令离境，数百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就此终结^[出处]。

回国后，茨威格定居萨尔茨堡一座买下的十七世纪大主教狩猎行辕，因缺煤而在寒冬里裹被写作；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从自家窗口望得见的萨尔茨山对面、贝希特斯加登一带，当时住着一个尚无名气的阿道夫·希特勒。城中面包发黑，衣物以纸制代替，农民拒收持续贬值的纸币，城乡一度回到以物易物^[出处]。

随后数年，奥地利与德国先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购买战时公债、恪守储蓄的人沦为赤贫，投机者与外国游客（瑞士门房、荷兰打字员之流）凭外币在维也纳大饭店与萨尔茨堡旅馆一掷千金，收购古董与地产；德国马克一度坚挺，巴伐利亚人越境痛饮廉价啤酒，待马克崩溃后奥地利人反向而行，形成茨威格所称的“啤酒战”^[出处]。他也记述，面包师、鞋匠照常营业，剧院照常演出，日常生活并未随货币崩溃而停摆：歌剧院在停电与寒冷中依旧座无虚席，货币失信反而让工作与艺术显得比金钱可靠。同年巴伐利亚与匈牙利相继爆发苏维埃革命，维也纳兵营中的“红色卫兵”也在酝酿起事，茨威格估计当时只需两百个坚决的人便可拿下维也纳；革命终未发生，他归因于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共同维持秩序，以及民众的疲惫与他所说的“天生的善良本性”^[出处]。

战败同时动摇了传统权威：流亡的皇帝与战争诗人不再受到普遍尊重，年轻一代以候鸟协会式结伴出走、学生自治会对抗师长的方式表达反抗，立体派、表现主义与无调性音乐相继宣称传统绘画与旋律过时，部分老派知识分子转向新潮流^[出处]。同一时期，以战争小说《火线》成名的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发起国际知识分子团体“清醒社”，委托茨威格与雷内·席克勒领导德语作家小组；但莱茵兰、萨尔仍处协约国占领之下，德语作家难以接受超民族主义主张，巴比塞访俄后转而倾向共产主义，茨威格等人拒绝跟从，团体随之瓦解（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后来以笔会实现了类似构想）。茨威格随后逐渐退回个人写作：宣布不再重印早年唯美主义时期的旧作，转而着手《世界建筑师》系列传记，并完成《马来狂人》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