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至八章:光彩与阴暗

一战前最后十年，茨威格已凭文学写作在德国成名，各大报刊竞相向他约稿。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认为，这些成就不及同一时期把他引向现实与当代历史的一段经历重要，而促成这一转向的关键人物是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经《未来》周刊主编哈尔登牵线，茨威格结识了拉特瑙——柏林电气公司创办人之子，自称是文学的门外汉，却愿与茨威格深谈至深夜。拉特瑙建议他趁自由之身走出欧洲，赴印度与美国游历，理由是不曾离开欧洲的人无法真正理解欧洲。茨威格由此展开两次跨海旅行，随后又亲历了欧洲战前最后几年繁荣表象与扩张冲动并存的局面^[出处]。

第一次亚洲之行以印度为中心。赴印度途中，茨威格在船上目睹了基于种族的等级隔离：两名教养良好的欧亚混血姑娘一登船便遭英国乘客冷落回避。这一幕促使他把种族偏见比作瘟疫，并开始怀疑欧洲是否真是世界的中心。在印度期间，他还观察到欧洲游客所受的殊遇：白人在殖民地被视若神明，这种等级秩序令他既感愧疚又存戒心^[出处]。在加尔各答赴中南半岛的内河轮船上，茨威格结识了德国总参谋部军官卡尔·豪斯霍费尔，当时后者正奉命赴日本实地研究日俄战争，此后两人长期通信。茨威格追述时指出，豪斯霍费尔一战后在慕尼黑创办地缘政治学杂志，提出以“生存空间”协调各民族疆界的理论，这一概念经其学生鲁道夫·赫斯引介给希特勒，被改造为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茨威格坦言，当年很难想象这位学养深厚、妻族后来还受纽伦堡法牵连的旅伴会与纳粹产生思想关联，但认为其理论客观上为纳粹的侵略政策提供了全球范围的学术包装^[出处]。

第二次跨海旅行前往美洲。抵达纽约后，茨威格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身无长物、需在数日内找到工作的移民，逐家走访职业介绍所，注意到求职过程无人过问国籍、宗教与出身，也无需出示护照，这与欧洲处处核验证件的做法形成对照。随后他游历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与芝加哥，最后经巴拿马运河区眺望太平洋，自认是亲眼见证两大洋尚未汇合的最后一代人之一^[出处]。这项历时三十余年、数度因资金匮乏和疫病中断的工程，于1914年8月15日正式通航，恰在欧洲战事爆发之后，开通的消息几乎被战争新闻淹没。

走出欧洲的经历，反而让茨威格以新的目光重新打量欧洲：他后来把大战前最后十年称为自己一生中最热爱欧洲、最相信欧洲前途的时期。支撑这一判断的是他观察到的社会变化。四十年未遇大战，经济持续扩张：柏林在1901至1905年间由一国首都跃升为世界性城市，书籍发行量成倍增长，电话与浴室进入中产阶级家庭，工时随之缩短。风俗也趋于开放，自行车、汽车与电车压缩了空间距离，年轻女性摆脱束胸与家庭女教师的陪伴，得以独立就业、结伴出游。技术进步被普遍当作欧洲共同体的象征：齐柏林飞艇在艾希特丁根坠毁后曾引发全国性募捐，助其东山再起；路易·布莱里奥1909年飞越英吉利海峡时，维也纳人像迎接本国英雄一样欢呼，茨威格记得自己当时曾自问，飞机既能轻易越过国界，国界本身还有什么意义^[出处]。

但与这种乐观并存的，是茨威格事后归纳出的扩张冲动。法国谋求殖民地并险些与摩洛哥交战，意大利觊觎北非的昔兰尼加，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觊觎奥斯曼在巴尔干的残余领土，德国则伺机而动。德国克虏伯公司与法国施奈德公司分别代表两国的军火利益，摩洛哥危机与两次巴尔干战争一再成为外交讹诈的场合。茨威格认为，事后找不出任何一场战争足够具体的理由，只能归结为四十年积蓄的经济与军事力量需要一次总的发泄——这是他本人的历史判断，而非当时普遍的共识。反战力量并非不存在，只是行动迟缓而分散：巴黎的青年作家群体、德国的魏尔菲与雷内·席克勒、意大利的博尔盖塞都主张国际谅解，多数人把希望寄托于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与第二国际，相信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能在最后关头阻止战争^[出处]。

促成茨威格看清欧洲思想界这层裂痕的关键人物是罗曼·罗兰。据茨威格自述，他发现罗兰纯属偶然：1900年至1914年间，罗兰的名字几乎未见诸巴黎主流报纸，直到他在佛罗伦萨一间雕塑家画室里偶然读到连载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才确认这是一部有意识地呼吁欧洲各民族和解的作品。1913年，两人在巴黎蒙帕纳斯附近的寓所初次会面，罗兰谈及此书旨在向音乐致敬、表明对欧洲统一的信念。面对茨威格关于艺术能否对抗现实的疑问，罗兰答称，艺术能使个人得到满足，却对现实生活无能为力^[出处]。

具体的战争预兆在1912年后接连出现。巴尔干战争危机期间，奥匈帝国情报局长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被查实多年向俄国出卖军事机密，案发后在维也纳一家旅馆开枪自杀。茨威格记述此案震动了他和许多奥地利人，使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欧洲已逼近战争边缘。案发次日，他在街头偶遇长年从事和平运动的贝尔塔·冯·苏特纳，后者指责年轻一代对危局无动于衷，断言战争的动员机制其实已经启动；茨威格当时未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紧迫性^[出处]。苏特纳是1905年诺贝尔和平奖首位女性得主，1914年6月21日病逝于维也纳，未能等到一周后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

1914年夏，茨威格在法国小城图尔一家郊区电影院里见识了这种紧张的另一面：银幕上出现德皇威廉二世到访维也纳的新闻画面时，观众自发发出嘘声与跺脚，令他意识到多年的反德宣传已渗入远离大城市的普通法国民众。罗兰是他的朋友中唯一认真对待此事的人：罗兰提到法国总统雷蒙·彭加勒巩固法俄同盟的外交动向，也怀疑即将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能否在真正动员时约束各国工人的战争热情，判断欧洲社会已经陷入一种极易被鼓动、难以自控的状态^[出处]。尽管如此，1914年夏天的巴黎在茨威格的记忆里依旧无忧无虑。他照常与长年合作的诗人埃米尔·维尔哈伦相约8月1日在对方庄园重聚，随后启程返回奥地利，计划完成《三大师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卷，并筹划年底赴俄国之行^[出处]。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茨威格后来将这一刻描述为，一个他曾经确信安全、依循理性运转的世界，在这声枪响之后瞬间土崩瓦解^[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