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至十章:一九一四

一九一四年是茨威格回忆中“太平世界”终结的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正处在写作生涯的上升期，与欧洲多国作家保持通信往来。战争爆发后，维也纳在数周内从漠然转向举国亢奋，茨威格没有随大流：他借写作诗剧《耶利米》确立反战立场，并通过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战时通信，在孤立处境中维持着为数不多的跨国精神联系。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奥匈帝国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消息传到茨威格所在的维也纳近郊巴登时，并未引起真正的哀悼：斐迪南素来不受民众爱戴，连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也厌恶他，许多人反而因继承顺位换成年轻的卡尔皇子而松了一口气。茨威格记述，当时的报纸措辞愤慨却克制，看不出任何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的暗示。^[出处]这场后来被视为大战导火索的刺杀案，起初只被当作一桩宫廷丑闻；茨威格以此说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由外交操作逐步升级而成，民众此时尚未卷入其中。

七月间，茨威格先后在维也纳近郊和比利时海滨度假，仍相信国际条约足以约束局势，甚至与朋友打赌：德军若真敢借道比利时进犯，情愿被吊死在灯柱上。七月末奥匈对塞尔维亚宣战、法国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遇刺后，他搭乘开往德国的末班列车，在被军队封锁的边境车站才确认战争已经开始。^[出处]回到奥地利后，他目睹总动员下的维也纳陷入他所称的“战争狂热”：街头旗帜与音乐、平日不受尊重的青年因穿上军装受到全城祝贺，不同阶级与语言的分歧被“兄弟情谊”的错觉暂时掩盖。茨威格援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说法，把这种亢奋解释为长久和平压制下原始本能的释放，并在写作本书的一九三九年前后回望指出，一九一四年一代人对权威的信任与对战争的浪漫想象，是二战前夕的欧洲人已不再拥有的心理条件。^[出处]

茨威格没有加入这股狂热。他自陈战前两日仍身处“敌国”比利时，长年过着跨国生活，无法一夜之间改变对另一种文化的感情，因而自称这场战争的“世界公民”与“拒服兵役者”。经朋友安排，他在维也纳军事档案馆担任图书管理与文书工作，借此避开前线与宣传写作。^[出处]与此相对，他描述当时多数德语作家（以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理查德·戴默尔为代表）把鼓动战争视为己任。诗人恩斯特·利骚是其中一个典型：这位崇拜德意志文化、终生未离开德国的犹太诗人写下《憎恨英国》一诗，传遍全国并为他赢得德皇授勋；战后舆论转向，他很快被弃置一旁，纳粹上台后流亡异国，在寂寞中去世。茨威格借此说明，战时的仇恨宣传是交战各国当局有意交付知识分子承担的任务，诗人和记者的笔被征去煽动战争，质疑的声音随之消失。^[出处]在这种气氛里，昔日谈得来的朋友大多一夜之间变为爱国者，稍有异议便可能被扣上“失败主义者”的罪名。茨威格记述，自己唯一还能交谈的对象是同在军事档案馆服役的诗人赖纳·马里亚·里尔克，两人先后离开维也纳城，各自退回内心的孤立。^[出处]

对战争的怀疑最终落实为一部作品。茨威格把写作反战诗剧《耶利米》视为战争期间“真正的任务”：借《圣经》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覆亡前徒劳告诫世人的形象，回应彼时被斥为“失败主义”的怀疑立场——“失败主义”一词正是战争期间专为给主张相互谅解者定罪而发明的说法。剧本延续他早年剧作《忒耳西忒斯》“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这一主题，写作过程也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犹太民族历经外族征服而仍能延续的命运之间的联系。他不指望此剧能在鼓吹“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战时舞台上演，写作本身却使他获得解脱——《耶利米》于一九一七年出版，次年二月在苏黎世首演。^[出处]

支撑茨威格在孤立中坚持立场的，是他与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战时通信。两人相识于一九一三年的巴黎，战争爆发后成为跨越交战国界线的少数联系之一。茨威格发表《致外国的朋友们》，声明将在战后与外国朋友一起重建欧洲文化并保持忠诚；两周后，寓居瑞士的罗兰回信道，自己永远不会离开朋友们。此后二十五年，两人通信不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度切断国界间的联系。战争期间，罗兰在日内瓦参与红十字会转递战俘家书的工作，一九一四年秋发表《超脱于混战之上》，抨击交战国煽动的精神仇恨，因此在法国遭舆论围攻、作品被书店撤下橱窗。茨威格后来把这场风波引发的分裂，与二战前夕舆论对任何文字都已无动于衷的状况相对照，认为一战时代的文字仍具备撼动公众的力量。^[出处]

罗兰曾提议邀集交战各国的文化名人到瑞士开会，共同发表一份主张相互谅解的呼吁书，并请茨威格试探德语世界的态度。这一计划很快碰壁：茨威格致信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请他私下探询霍普特曼的意见，得到的回复是“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托马斯·曼以维护官方立场的文章回应，里尔克同情却不愿公开表态，戴默尔则在信末署上军衔以示爱国。茨威格转而借助迂回手法：在受审查的报刊上，他把“敌人”具体化为法国士兵，着力呈现其所受的苦难，并介绍亨利·巴比塞取材于堑壕经历的小说《火线》；一位法国友人则以“反驳”为名将他的文章全文转译刊出，使文字得以传到法国读者手中。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参战、反意情绪高涨之际，他又撰文向意大利文化致敬。^[出处]这些努力没有改变战争进程，却让茨威格在此后多年里将其视为一个孤立时代里保存下来的道德纽带。

一九一五年，茨威格借军事档案馆的任务首次真正接近前线，奉命前往新近收复的加利西亚，搜集俄军占领时期遗留的宣传品与布告。当地贫困的犹太居民区，以及超龄蒂罗尔后备兵看守俄军战俘时呈现的景象，都与他此前对战争的想象相去甚远。更深的冲击来自一列运送伤员的闷罐车厢：吗啡与绷带早已耗尽，医护人员与伤员语言不通，一位随行的老牧师甚至因缺少圣油而无法为垂危者施行临终礼。列车抵达距前线仅几小时车程的布达佩斯时，那座城市仍过着近乎无忧的生活；一份报道“我军损失轻微、敌军伤亡惨重”的维也纳报纸，让茨威格认定真正应当追究的是用语言煽动战争的人，不再苛责后方寻求片刻安逸的平民。^[出处]这次亲历前线的经历，为他数年间借写作与通信坚持的反战立场，提供了此前只能凭直觉把握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