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红色恐怖与上游大起义

《静静的顿河》第六卷后半部分记述 1919 年初红军再度占领顿河上游后的镇压与处决、由此引发的顿河上游哥萨克大起义(史称维申斯克起义),以及主人公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由藏匿的通缉对象转为叛军指挥官的过程。这段情节对应俄国内战史上的“消灭哥萨克”政策(расказачивание)与 1919 年 3 月至 6 月的上游起义。贯穿前几卷的多名人物在此死去,麦列霍夫家与村中苏维埃一方的私人仇怨亦在此形成,并延续至其后两卷。

1918 年末至 1919 年初,顿河军北线崩溃,上游各镇的哥萨克团大量自动放弃阵地回乡,期望与苏维埃政权相安无事;红军随即进占顿河上游。1919 年 1 月 24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一份秘密通告,要求对一切参与过反苏维埃斗争的哥萨克“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对富裕哥萨克则不问是否参与均予肃清;南方战线 2 月的实施细则进一步将处决范围扩大到各级阿塔曼和“哥萨克上层”。执行机构是随军革命法庭与肃反委员会,审判程序简化,以是否曾在白军中服役定罪。据历史学家彼得·霍尔奎斯特的研究,十二周之内经革命法庭处决的顿河哥萨克超过一万人。起义爆发后,俄共(布)中央于 3 月 16 日撤销该通告,但对起义地区的军事镇压延续到当年夏季红军被逐出顿河为止。

小说以鞑靼村为焦点呈现这一政策的实施。红军步兵团进驻该村,士兵分住各户;住进麦列霍夫家的一名士兵认出葛利高里曾任白军军官,当面申明此类人属枪毙之列,对峙持续一夜,由红军政委出面平息^[出处]。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收缴全村武器;肃反委员会与革命法庭已在邻镇快审快决的传闻同期在村中流传^[出处]。区里向富户摊派四万卢布军饷,抗缴者被捕;革命军事法庭检察官到村开列七人名单,其中包括葛利高里的岳父米伦·科尔舒诺夫。七人被押往维申斯克镇,当日未经关押即遭枪决^[出处]。米伦与另外十一名哥萨克同坑掩埋;彼得罗·麦列霍夫夜间潜至刑场,掘出米伦的尸体运回安葬^[出处]。

处决当晚,此前被流放的地下工作者施托克曼随第八集团军政治部重返鞑靼村。面对村苏维埃主席科特利亚罗夫对处决的不安,他以阶级立场辩护,称顿河的富农是武装的富农,不容怜悯^[出处]。其后的村民大会上,施托克曼公开宣读处决名单并为之辩解;村民当场反驳,称被处决者只是发过牢骚的庄稼汉,有钱赎命者则安然无恙^[出处]。同期,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逮捕葛利高里,他闻讯出逃,藏身邻村一处堆放干粪坯的窝棚;其父潘苔莱亦因哥萨克身份被捕关押^{[2 处]}。

历史上,起义于 1919 年 3 月 10 日夜至 11 日在卡赞斯克、米古林斯克、叶兰斯克一线发端,3 月 12 日起义者攻占维申斯克镇,此地遂成起义中心;起义军后由二十八岁的帕维尔·库季诺夫统领。小说从两条线索呈现起义爆发:正在维申斯克办理入党手续的科舍沃伊亲历该镇失守,逃回鞑靼村时全村已倒戈,同行者被村民当场击毙,村中留守的苏维埃积极分子或出逃或被处决^[出处];藏身窝棚的葛利高里则从收留他的人家口中得知起义经过——叶兰斯克镇红石崖村的哥萨克为营救被捕村人自发袭击驻村共产党员,由此引发各村暴动^[出处]。起义者提出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公社与枪毙抢劫的口号,以红白交叉十字为标记,维申斯克名义上保留苏维埃建制^[出处]。

葛利高里闻讯返回鞑靼村。小说在此写出其心理转折:他认定各人有各人的真理,哥萨克须为土地与生存权同外来者相争^[出处]。村民大会已将全村十六岁至七十岁的男丁编成两个连,共二百一十人,彼得罗任骑兵连连长^[出处]。葛利高里率侦察队夜间设伏,俘获红军第八军派来的清剿队指挥员利哈乔夫;起义军临时司令拒绝枪毙俘虏,声称起义正是为反对处决而起,但利哈乔夫在次日押解途中被押送者虐杀^{[2 处]}。不久,彼得罗所部遭红军包抄,困于荒沟,向已投红军的同村人科舍沃伊投降后被其当场枪杀^[出处]。叛军联合司令部随即任命葛利高里为维申斯克团团长;他率十个连攻占卡尔金斯克镇,并暗示押送者在途中处决俘虏,以报兄长之死,而此前他在部队中一直禁止杀俘^[出处]。至四月,起义已波及顿河两岸方圆四百俄里,三万五千余人编成五个师又一个独立旅,葛利高里出任第一师师长^[出处]。起义军孤立作战至六月,才与北上的顿河军会师;其经过属第六卷末段与第七卷的内容。

这一部分并置书写双方的暴力:革命法庭的快审枪决与起义者的虐俘、私刑均有记述,两个阵营中也各写有反对滥杀的人物。这一处理在发表时构成障碍:第三部(含第六卷)1929 年在《十月》杂志的连载,因官方对起义描写的异议而中断;肖洛霍夫求助于高尔基,1931 年 7 月在高尔基寓所与斯大林会面后获准续载,1932 年 1 月起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