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尾声第二部系统阐发的历史观。作者开宗明义提出“历史的主题是各民族和人类的生活”，断言它不能直接地探索、用语言文字说明，更不能用个别统治者的活动来概括；他由此对从神意史观到“英雄史观”的传统史学提出总体批判，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并把历史进程归于无数个人行动汇成的必然。它与历史的微分（以“无限小”与“积分”论历史规律）、偶然与天才（否定以偶然与天才解释历史）、命令与事件（以命令与事件的关系与“权力圆锥体”界定权力的实质）、意志自由问题（以自由意识与必然法则的矛盾说明历史学全部矛盾的根源）共同构成全书的历史哲学。

作者先摆出旧史学即神意论的解释：神使各民族服从一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又指引这个特选的人的意志去达到既定目标；而“新的历史科学”在理论上否定了这两种原则，实践中却原样保留——它以“领导群众的天赋非凡、才能超人的英雄”，或从帝王到新闻记者形形色色的人物，代替赋有神权的人物，以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的福利乃至“全人类文明的福利”代替神的选民目的。作者断言，从基邦（即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到保克尔（即英国史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的新旧史学家，无论表面如何分歧，都建立在两个古老原则上：其一，由单独个别人领导各民族；其二，各民族和全人类都朝着一个既定目标行动。^{[5 处]}

作者以二十年的欧洲民族运动为背景提出这个问题：一七八九年巴黎的骚动自西而东蔓延，一八一二年达到顶点——莫斯科，然后出现一个自东而西的相反运动，到达西方终点巴黎后平息；这期间田园荒芜、庐舍烧毁、商业改变方针，千百万宣讲爱他人法则的基督教徒互相残杀。面对“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是什么力量使人们这样做”，旧史学可以回答（神在奖赏或惩罚），新的历史科学却答不出来。^{[5 处]}

作者随即用一整段“现代史学概述”复述流行史观：路易十四骄傲自大、继承人都不中用，十八世纪末巴黎出现二三十个人谈论人人平等自由，于是法国全国互相残杀；这时出现一个“天才”——拿破仑，他杀遍欧洲，借口杀非洲人后回法国称帝；俄国亚历山大皇帝要恢复欧洲秩序，一八〇七年却与拿破仑交上朋友，一八一一年又翻了脸；拿破仑带六十万人进入俄国、占领莫斯科，忽然从莫斯科逃跑，亚历山大在施泰因等人劝告下把欧洲武装力量联合起来，盟军战胜拿破仑、进入巴黎、迫他退位，把他流放到厄尔巴岛却不取消皇帝称号，还对他表示敬意；嗣后路易十八即位，精明干练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特别是塔列兰，他抢在别人前面坐上头等交椅，因而扩大了法国的疆土）在维也纳发表了谈话，使得一些国家高兴或不高兴；外交家和君主们几乎争吵起来、准备命令军队互相残杀，这时拿破仑带一营人回到法国，仇恨他的法国人立刻向他屈服；盟国的君主们为此恼火，再战，把“天才”拿破仑打败，又忽然认为他是强盗，把他送到圣赫勒拿岛，这个流放者在孤岛的岩石上慢慢死去，而欧洲反动势力又抬头，君主们又欺压人民。作者声明这不是讽刺、不是漫画，而是对从回忆录、各国专史到文化通史的史学家“矛盾百出、答非所问的论述”最温和的概述。^{[2 处]}

作者指出这些答案怪诞可笑的根源：现代史“像聋子似的回答那并没有人问他的问题”。史学的任务是论述人类和民族的运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什么力量推动各民族的运动”；而现代史处心积虑地说是拿破仑的天才、路易十四的骄傲，或者说哪些作者写了哪些书——这一切都是答非所问。若不是神权而是另有一种力量在推动历史，史学家就应当阐明那种力量是什么，但它被当作不问自明、人人皆知的东西，而实际上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5 处]}

作者接着把史学分成三类逐一批判。其一是专题史学家（个别民族史学家），认为推动事件的力量是英雄和统治者天赋的权力；这种答案只有在一史家对一事件作答时才差强人意，各国观点各异的史家一旦论同一事件便彼此矛盾——波拿巴派的梯也尔说拿破仑的权力建立在他的德行和天才上，共和派的朗弗里却说建立在他的诡诈和欺骗人民上，互相攻讦而对最重要的历史问题提不出肯定的答案。其二是通史家，如革飞努斯、斯罗萨，他们看出权力是许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再把英雄的天赋权力当作原因；但论述一八一三年的远征（见德意志解放战争）或波旁王朝复辟时，又把事件归因于亚历山大一世的意志加上施泰因、梅特涅、斯塔埃尔夫人、塔列兰、费希特、谢多勃良等人的行动，而这些分力的总和（一个A）并不等于千百万法国人服从波旁王朝的合力（一千个A），为弥合差额只得回到所否定的“权力”，承认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作者以乡下人喻之：需要雨便说“风驱散了乌云”，需要晴天便说“风吹来了乌云”，通史家也视理论需要把权力说成事件的产物或原因。^{[5 处]}

其三是文化史学家，循着通史家的路子把文化、精神活动当作推动事件的力量。作者指出这种解释自相矛盾：人类平等的学说引起法国革命的残酷屠杀、博爱的教义引起战争和死刑，都与“智力活动指导人民行动”相抵触；《民约论》（见民约论）如何能使法国人互相残杀，不说明这种力量与事件的因果关系就无法理解。作者把文化史家偏爱此说的原因归为两点：历史是由有学问的人写的，他们自然乐于把本阶层的智力活动当作全人类活动的基础，正如商人、农民和军人也乐于这样想，只不过不写历史罢了；精神活动、教育、文明、文化、思想本是一些模糊含混的概念，在此名义下最便于随意编造理论。而文化史家在叙述一八一二年的远征等实际事件时，仍不自觉地把事件当作拿破仑意志的产物，表明他们臆造的新力量并不能说明历史，被他们否定的“权力”反倒是理解历史的唯一方法。^{[5 处]}

作者随即用机车之喻把这三类史学一并收拢：三个农民各执一词解释机车何以会动——一个说鬼在推它，一个说轮子在转，一个说风把烟吹到后面去了。作者指出，相信有鬼的农民是驳不倒的，因为他的解释已经圆满自足；说轮子转动的人可以被自己驳倒，因为只要继续分析，就得解释轮子为什么会转，一直追到锅炉里的蒸气压力才是机车运动的最终原因；用被吹向后面的烟来解释的人，不过是把看到的第一个迹象当作原因。三类史家的解释正与此一一对应：把英雄天赋的权力（如鬼）、把几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如轮子）、把智力的影响（如烟）当作推动各民族的力量，而他们所理解的力量全都不等于所见到的运动。唯一能够解释各民族运动的概念，是一种与各民族全部运动相等力量的概念。只要历史写的还是凯撒、亚历山大、路德、伏尔泰这类个别人物，而不是毫无例外的所有人，就不得不把迫使别人向一定目标活动的力量归于个别人——史学家所知道的这个唯一概念，就是权力。^{[4 处]}

作者称权力是掌握现在所记述的历史材料的唯一把柄：谁折断这个把柄、像保克尔那样，而又不懂得另找研究历史材料的方法，就只会失去研究历史材料的唯一方法。用权力概念解释历史现象的必然性，恰恰由表面放弃这一概念的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自己表现得最明显——他们每走一步都得求助于它。他随即以纸币与金币作比：传记和各民族史专著好比流通的钞票，只要不追问它靠什么作保证，行使流通对人无害而有益——只要把“英雄们的意志是怎样产生事件的”这个问题丢在脑后，梯也尔之流的历史就是有趣、富有教益、也许还有点诗意的；而一旦钞票发行过多、或者有人天真地提出“拿破仑是靠什么力量做了这个的”，想把通行纸币换成实际理解的纯金，这类历史的真正价值就要发生疑问。世界通史家和文化史家正像看出纸币缺点、决定用比黄金轻的金属铸币的人：硬币叮当作响，但也只是叮当作响，欺骗不了任何人；黄金之为黄金，在于它不仅可以交换而且可以使用，世界通史家若能回答“权力是什么”这个历史的主要问题，才算真金——而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矛盾百出，文化史家则干脆回避它，说一些文不对题的话。这类史书好比貌似黄金的筹码，只能在使用它代替黄金的人、或不知道黄金性质的人中间流通，供大学和爱读正经书的读者使用。^{[5 处]}

作者随后把论题从“什么推动各民族”推进到“权力是什么”。他先排除两种解释：权力不可能是强者对弱者在体力上的直接优势，像赫拉克勒斯那样的权力；也不可能建立在精神优越上——暂且不谈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道德品质，统治千百万人的路易十一和梅特涅在精神上都没有任何特殊优越性，多半比其所统治的人还差得多。既然权力的源泉既不在身体力量也不在精神力量，它就只能在掌握权力的人同群众的关系之中。法学把权力定义为群众意志的总和——群众以明显的表达或默然的许诺把意志移交给所选出的统治者；作者称法学是“历史的兑换银行”，允诺把对权力的历史理解兑换成纯金。但法学把国家与权力当作古人对待火那样绝对存在的东西，历史却只把它们看作随时间变化的现象，所以法学能详细说明权力应当怎样构成，却完全不能解答权力的意义这一历史问题。^{[6 处]}

作者以一连串反例考验这一定义：布加乔夫是不是群众意志的代表？假如不是，为什么拿破仑一世是代表？为什么拿破仑三世在布伦被俘时是罪犯，后来被他捕起来的那些人又成了罪犯？两三个人参加的宫廷政变也算群众意志的移交吗？一八〇九年俄国军队联合法国人打奥国人时，俄国人民的意志移交给拿破仑了吗？他由此提出三种可能的答案，与前述三类史学家的解释一一对应：其一，群众意志无条件地移交给所选统治者，任何新权力的出现与反抗都只是对真正权力的破坏——这是传记家与专题史学家的天真看法，只适用于原始的和平时期，一到各种权力同时并起、互相斗争的动乱时期就破产，保皇派、共和派、波拿巴派史学家会各自证明国民议会、执政府、帝国才是真正的权力，其余都是侵犯者。其二，群众意志在明确而人所共知的条件下移交，统治者不守条件才招致权力的限制、冲撞与摧毁。其三，群众意志有条件地移交，但那些条件不为人知。^{[6 处]}

作者进而把三种答案逐一驳倒。对第二种，他指出各史学家提出的移交条件（公民的伟大、财富、自由或教育）互相矛盾，历史事实几乎总与理论相违背：就算条件在于人民的财富、自由和教育，为什么路易十四和伊凡四世得善终，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却被送上断头台？史学家说路易十四的违反政纲在路易十六身上得到报应，为什么不在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身上报应、报应的期限多长，都得不到答案；那意志的总和既在几个世纪里掌握在若干统治者及其继承人手中，又忽然在五十年间移交给国民议会、执政府、拿破仑、亚历山大、路易十八、拿破仑、查理十世、路易·菲力普直到拿破仑三世，也无法解释。作者以双子叶植物学家讥此说——棕榈、蘑菇、橡树不长出两片叶子，都被说成背离理论。^{[2 处]}

对第三种，他指出若历史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群众意志的表现，那么拿破仑们、叶卡捷琳娜们的传记中所有宫廷丑闻都成了民族生活的表现，显然荒唐；若只有一部分是，就得先知道民族生活的内容。这类史学家于是发明自由、平等、教育、进步、文明、文化等最模糊的抽象概念当作人类活动的目的，一面研究留下纪念品最多的国王、大臣、将军、著作家、改革家、教皇、新闻记者，一面永远见不到千万人迁徙、烧房子、抛弃农业、互相残杀的活动。作者以史实逐一举证：十八世纪末西方各民族的骚动与东进，不能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及其情妇和大臣们说明，也不能用拿破仑、卢梭、狄德罗、博马舍们说明；俄国人民东进喀山与西伯利亚，不能用伊凡四世病态的性格和他同库尔布斯基的通信说明；十字军那场没有目的、没有领袖、只是一群游民和一个隐士彼得自西而东的运动依旧不可理解；路德脾气暴躁、卢梭多疑这类记载，并不能告诉我们宗教改革后各民族为什么互相屠杀。他断言，把政治史与文化史结合起来，得到的只是“帝王们和著作家们的历史，而不是各民族生活的历史”。^{[7 处]}

作者随即用牛群之喻把三种答案一并收拢。一个人看见一群牛移动，不注意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牧场，也不注意牧人的驱策，就断定牛群所以朝这个方向走是走在前头的头牛引导的——正如认为无条件移交权力的第一类史学家说，所有别的牛的意志总和都交给了牛群领袖；若带领牛群的牛更换了，那是因为它领的方向不是牛群所选的方向，全体牛的意志总和便由一个领袖移交给另一个领袖——认为意志总和在一定条件下移交给统治者的第二类史学家这样回答；前头的牛不断更换、整个牛群的方向不断变换，则是因为牛群把意志移交给人们注目的那些牛，所以要研究牛群的运动就应当观察牛群周围所有令人注目的牛——认为所有历史人物（从帝王到新闻记者）都是他们时代的表现的第三类史学家这样说。作者断言，群众意志移交给历史人物的理论不过是一种代用语，只是把那个问题换了一个说法而已。^{[5 处]}

作者进而把因果链条推到“权力”一词上：历史事件的原因是权力；权力是移交给一个人的意志的总和；群众意志在什么条件下移交给一个人呢——在那个人表现全体人民意志的条件下。如此绕了一圈，权力还是权力，是一个其意义不为人所了解的词语。他随即援引经验反对纯抽象思维的结论：若人类知识只限于抽象思维，本可以结论说权力不过是一个词语、实际不存在；但经验证明权力不仅是一个词语，而且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现象，没有权力的观念就无法叙述人们的集体活动。经验事实随手可举：拿破仑三世发布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到墨西哥去了；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发布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波希米亚；拿破仑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一支军队进入俄国；亚历山大一世发出一道命令，于是法国人服从了波旁王朝。^{[4 处]}

但作者指出，这种经验联系并不构成因果解释。史学家们依照旧习惯——承认神干预人类事物——想从赋有权力的个人的意志表现上找事件的原因，这种结论既不能用推理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实：推理表明，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他的话）只是事件（例如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全部活动的一部分，不假设一种不可解的超自然力量（奇迹），就不能承认几句话会是千百万人的运动的直接原因；历史又表明历史人物的意志表现在许多情形下不产生任何效果，他们的命令不但时常不被执行，有时竟出现与命令完全相反的情况。作者断言，不假设神干预人类事务，就不能认为权力是事件的原因；从经验的观点看，权力不过是个人意志的表现与另一些人执行这个意志之间的关系。^{[4 处]}

为说清这种关系的条件，作者首先确定“意志的表现”属于人而不属于神。若神发出一道命令表现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表现与时间无关、不由任何东西引起，因为神与事件并无牵连；而人的命令，是在一定时间行动的、彼此相关的人们的意志表现。为说明命令和事件的关系，他提出两个待确定的条件：其一，发生一切的条件——事件和发命令的人在一定时间内行动的连续性；其二，发命令的人与执行命令的人之间必然的关系。这一节把论题从“什么推动各民族”“权力是什么”推进到命令与事件、发令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关系上来。^{[2 处]}

史实上，作者点名的基邦即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作者），保克尔即亨利·托马斯·巴克尔（《英国文明史》作者）。作者认定现代史学无论表面如何分歧，都共享两条古老原则：一是由个别人物领导各民族，二是各民族朝一个既定目标行动。这一概括施于吉本大体成立，施于巴克尔则未必精确——巴克尔以气候、地理等自然法则解释文明进程，恰恰反对以个别英雄的意志解释历史，更接近作者所归的第二条原则（各民族朝一个既定目标即“文明”行动），而非第一条；作者仍将二人并举，意在指出二者殊途同归地把历史的推动力系于某种不问自明、无需证明的既定原因。书中这段“现代史学概述”本身成为后世文学批评与史学史中常被引用的段落；二十世纪的宏观史学、社会史与结构史常被追认为托尔斯泰这一史观的隔代呼应，尽管二者立论方式相去甚远。

作者举作经验事例的两桩事件——拿破仑三世时代法国对墨西哥的远征（1861—1867）与普鲁士国王和俾斯麦统兵进入波希米亚的普奥战争（1866）——都发生在托尔斯泰写作《战争与和平》的一八六〇年代，与小说叙述的一八〇五至一八二〇年相隔半个世纪；以作者自己时代的当下事件证明“经验把事件与发命令者的意志联系起来”，正是这段论证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