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

大清洗(书中的“肃反”)指1936—1938年苏联针对党政军干部的大规模政治镇压,因1937年达到高峰又称“一九三七年”。执行机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前段由叶若夫主持,1938年贝利亚接任后势头有所缓和;镇压包括对党内反对派的公开审判(如索科尔尼科夫案件)、图哈切夫斯基案及对红军指挥员的大规模逮捕处决,军事法庭由瓦西里·乌尔里赫主持。被捕者多关入卢比扬卡等地的内部监狱侦讯;许多人进了内部监狱便再无消息,家属接到的通知是“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这实际上是枪决的隐语。

《生活与命运》把这场清洗写成战争命运的远因之一,让书中人物分别站在它的不同位置上。涅乌多布诺夫是执行者——一九三七年叶若夫派他主持军区的肃反,他“说枪毙就枪毙,不次于乌尔里赫”;克里沃卢契科是受害者——审讯中被打坏一只眼睛,又用墨水瓶打碎侦讯员的脑袋;格特马诺夫则直言“我们杀自己人,消灭大量干部,我们的厄运就是这些事造成的”,把战初的溃败与这场内耗联系起来^{[3 处]}。克雷莫夫是另一种分辨:他常对叶尼娅说“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又承认一九三七年“也常常有杀自己的事,这些事是我们的不幸”,把对革命敌人的毫不手软与肃反中自相残杀区分开来^{[2 处]}。沙波什尼科夫一家也被清洗直接打散:叶尼娅的哥哥米佳·沙波什尼科夫一九三七年在巴黎苏联商务代办处任内以“间谍”“图谋暗杀”罪名被捕,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坚信他无罪,妻子则因未检举丈夫获刑十年;克雷莫夫后来被押进同一座卢比扬卡楼房时,想起米佳当年也是这样腋下夹着妻子收拾的小包袱走进来的^{[3 处]}。这套机制的日常运转也在同一场景里摊开:一批批人被捕后从内部监狱消失,接替被捕者空缺的新人有时转眼间又被当作“敌人”逮捕,同一囚室里前后几任区委书记互相揭发过对方,却谁也不恨谁^{[4 处]}。小说另以劳改营中阿巴尔丘克、马加尔的遭遇呈现这场镇压的长期后果——阿巴尔丘克在侦讯监狱被逼写下诬陷自己“图谋暗杀斯大林”的假供词^{[2 处]};被围楼房的守军头头儿格列科夫则当着谢廖沙的面直指内务部的人一九三七年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又带着沉痛的心情谈集体化时期农民所受的痛苦^{[2 处]};报务员卡佳·文格罗娃到参军前才知道父亲一九三七年被捕、已经再婚,全家由此坠入贫寒,从受害者的下一代写出清洗怎样拆散家庭^{[2 处]}。小说也写战时后方的私下记忆:疏散到喀山的夜谈者马季亚罗夫平静地列举一九三七年被杀害的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叶戈罗夫、穆拉洛夫、列万多夫斯基、加马尔尼克、布勃诺夫、斯克良斯基、温什里希特——不替他们辩护,口气里却透出敬意,说这些人本可以同法西斯作战,“真不该把他们杀掉”;他相信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3 处]}。在德国集中营里,一九三七年还成为流亡孟什维克切尔涅佐夫与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正面交锋的论题:前者说残酷是体制的规律,“过火”的辩解不成立,后者坚持革命者的继承与清洗的正当性^{[2 处]}。战争也为这场清洗的受害者打开一线生路,并成为军内新旧之争的论据:格特马诺夫在军列上列举罗科索夫斯基、戈尔巴托夫、普尔杜斯、别洛夫都坐过牢,斯大林却让他们指挥军队,又转述罗科索夫斯基“从劳改营里直接调任集团军司令”的轶事,反衬涅乌多布诺夫这个“一九三七年的积极分子”头脑僵化^[出处]。涅乌多布诺夫本人则坚持“关的都是坏蛋、敌人”,“我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关人的”;诺维科夫以朋友米佳·叶甫谢耶夫——一个天天叫喊“我是俄罗斯人”的俄罗斯人也被关起来——反驳他,又为自己“为人事档案牺牲了军事才能”而后悔^{[3 处]}。格罗斯曼反复强调,清洗消耗了军队和党的干部,使体制在战争到来时首先自损。清洗也吞噬自己的执行者:克雷莫夫在卢比扬卡囚室里想起一九三七年好几万像他一样的党员,自问“摩尔人已经把事干完,摩尔人可以走了”;同囚室的肃反干部卡茨涅林鲍肯正是在一九三七年审讯过他许多朋友的人,参与制定处治反对派首领的方案、在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手下主持北极圈劳改营建设,如今在自己当年工作的楼房里夜间提着剪掉了扣子的裤子前去受审^{[3 处]}。

小说把清洗的记忆写到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搞科学不是做肥皂”“应当好好保护我们的人,决不能实行专制残暴统治”,许多人以为科学家们的状况将会大大改善;紧接着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切特韦里科夫就在战时被捕——战争时期不常听到政治性逮捕,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原以为这种可怕的事永远不会再有了^{[4 处]}。他想起一九三七年几乎每天都可以说出夜里被捕的人的名字、电话里“昨天夜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的丈夫病了”式的暗语、被捕时正在给孩子洗澡或看戏或深夜被抓的情形,想起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名字——瓦维洛夫院士、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皮利尼亚克、梅耶霍德、科尔叔诺夫、兹拉托戈罗夫、普列特尼奥夫、列文——自问”难道这一切又要开始了?难道到了战后,听到夜里的脚步声和汽车声还是要心惊肉跳?”^{[3 处]}。同期回到莫斯科的索科洛夫公开为体制辩护,把战争时期的暂时困难说成“恰恰是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施特鲁姆反问“比如说,一九三七年也是优越性吗?”,他不接这个话茬^{[2 处]}。紧接而来的正是物理研究所对契贝任的排挤,体制在胜利中重新收紧。

清洗的痕迹也留在幸存者的身体上:一九四三年初,达林斯基中校当面告诉诺维科夫,他嘴里被打掉的两颗牙正是一九三七年涅乌多布诺夫审讯他时留下的;多年后诺维科夫提议让他做涅乌多布诺夫的副手,他以此为由当场拒绝,说哪怕牙全被打掉,对俄罗斯的爱也不会动摇,但不能给这个人当副手^{[2 处]}。

小说用克雷莫夫在卢比扬卡受审的一整段,把这套审讯机制的运作方式摊开来写:侦讯员的档案夹里几十年间用各色墨水记下的不只是政治立场,还有生日祝酒词、会间递的条子、三分钟的电话闲谈、一段早年的婚外情——克雷莫夫由此发现,大节与小节在这份档案里已经没有分别;告发他的多是他的朋友、秘书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象,而他自己一九三八年也曾以同样的“忠诚”交出一份措辞含糊的证明材料,把共产国际同事弗里茨·加肯送进监狱,如今这份材料被当面出示,成了指控他本人的证据。审讯换人接力、彻夜不许睡觉、殴打有医生在场验看以确保可以继续,是书中对这套机制在肃反高峰过去多年后仍在原样运转的最完整呈现^{[7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