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志愿兵与信仰

第八部是全书最后一部,篇幅不长,却是唯一在报刊连载时被整体抽下、需另行出版的部分。此前几部原定在《俄国导报》连载完毕,但编辑以第八部涉及塞尔维亚战争、有伤时局为由,拒绝刊出全文,只登了一份内容提要。作者不愿删改,遂将这部分单独印成小册子发行。

1876年,塞尔维亚、黑山相继对奥斯曼帝国宣战,俄国民间以同宗同教之名募捐、组织志愿兵南下助战,舞会、音乐会、报刊社论都成了表态渠道,这场运动是次年俄土战争的前奏,也是第八部的故事背景。第八部不再回到彼得堡的社交场,叙事分置两处:一处围绕志愿运动展开,一处留在列文的乡村庄园。

科兹涅舍夫耗费六年心血写成的学术著作出版后归于沉寂,连一篇像样的批评都等了三个月才等到。这份挫败感恰逢塞尔维亚人和"斯拉夫弟兄"因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起义、俄国社会掀起声援热潮,他便一头扎进这场运动,借此忘却写作上的失意。伏伦斯基也身在这批志愿兵之中,他的母亲把这场战争视为儿子重新振作的机会,催他与破产的旧友亚什温一同前往。此前几部里,他与安娜的故事线已经收尾。

志愿运动同时也是第八部里一场社会辩论的焦点。老公爵谢尔巴茨基质疑,政府并未向土耳其宣战,何来"战争"一说;科兹涅舍夫援引报刊舆论空前一致为证,认为这是人民出于同情自发支援受苦弟兄,是民族精神的自发表现;列文则怀疑"人民意志"是否真实存在,个人一时的义愤,与对陌生人苦难长久持续的关切并非一回事。老公爵进一步以官场里的闲差、暴雨将至前骤起的蛙鸣作比,又举庄园里那位对时局全然茫然、只信"沙皇自会替百姓打算"的养蜂老人为例,说明真正表过态的"人民",不过是识字的文书与教师。这场辩论没有胜负,却把舆论、政府与普通农民各说各话的裂痕摆在了台面上。

与这场社会舆论并行的,是列文个人的信仰历程,也是第八部真正收束全书的地方。早些部分里,兄长的病逝使列文第一次正视生死问题,发现自己早已用有机体消亡、物质不灭一类概念取代了童年的宗教信仰,这些概念用于思辨尚可,落到生命本身便毫无用处;婚后一度被新的幸福冲淡的疑虑,在妻子怀孕、他闲居莫斯科时重新缠住了他。他遍读柏拉图、康德、叔本华与神学著作,却发现这些体系一旦落回现实便如纸房子般坍塌,以至一度徘徊在自杀的边缘。第八部里,与一位农民的一次对话,使他心头散乱多年的思绪骤然凝成一体:人不应只为一己需求而活。这份领悟源自他自幼浸润其中的信念。全书末尾,他确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行善法则,却认定这是无法向所有人证明、也无法言说的秘密。

小说在这份新的平静中收束。列文明白这份领悟并未使自己脱胎换骨,日常的烦恼与争执仍会继续,但此后他的生活不再像从前那样没有意义。安娜的故事线以一场举国瞩目的战争收尾,列文的故事线以一句农民的闲话与一个人独自的沉默收尾,两条线索最终没有交汇,却共同落在同一座庄园、同一个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