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至三部:施特鲁姆的良心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是苏联核物理学家,沙波什尼科夫家的女婿。战争爆发后,他随研究所疏散到喀山,身边是妻子柳德米拉·尼古拉耶芙娜与女儿娜佳;柳德米拉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托里亚在前线炮兵部队服役,施特鲁姆本人的母亲安娜·谢苗诺夫娜留在乌克兰,已落入德军占领区。施特鲁姆的故事线贯穿全书三部,是全书内心独白篇幅最长的一条,涉及战时科研、犹太人身份处境,以及学术界的政治审查。

在疏散地喀山,战时物资紧张,新仪器因工厂转产军工而延期到货,他的核物理研究一度停滞。他常与鞑靼翻译家卡里莫夫、历史学家马季亚罗夫等友人往来,私下议论中触及对苏联体制的批评;这类场合里他心中认同,口头却常反驳,这种分裂由来已久^{[2 处]}。妻子柳德米拉察觉气氛紧张,提醒他谨言慎行^[出处]。

战争让施特鲁姆第一次自觉意识到自己和母亲的犹太身份。母亲安娜·谢苗诺夫娜是乌克兰一座城市的医生,德军占城后被迁入设有铁蒺藜的隔离区,只准携带十五公斤随身物品。她在信中记述隔离区生活,并写下自己探知的真相:隔离区居民已被组织去挖掘用于集体处决的深坑。这封信是母子间最后的文字,此后施特鲁姆反复重读,以此理解自己的血统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出处]。小说未点出这座城市的名字,只称"乌克兰某城";现实中,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利耶夫娜留在故乡别尔基切夫未能撤离,一九四一年九月死于当地对犹太居民的集体屠杀。评论者常将小说中的这封信,视为格罗斯曼对亡母的悼念。

回到莫斯科后,施特鲁姆的新理论获得证实,论文一度被推荐为斯大林奖金候选项目。与此同时,他因犹太出身遭到院内非议:履历表上的民族一栏,几名犹太裔下属的任用受阻,以及研究所前厅张贴的不点名墙报文章《永远同人民在一起》,批评部分科学工作者"脱离苏维埃立场",矛头明显指向他^[出处]。

局面因斯大林亲自致电而逆转,电话中斯大林对他的研究方向表示肯定^[出处]。此后冷遇转为礼遇,搁置的调动很快办妥,这一转变系于斯大林的一句话。

得势后不久,研究所领导要求施特鲁姆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该信重申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列文"谋害高尔基"旧案的指控成立,并谴责英美舆论对苏联迫害科学家的质疑。施特鲁姆本人并不相信这项指控,促使他最终签字的,是眼前这几位此前冷淡、此刻待他如自己人的信任感;这份信任正是那通电话带来的^[出处]。

这一情节与格罗斯曼本人的经历直接对应:一九五三年"医生案件"期间,他本人也曾被要求在类似的谴责信上签字。小说完稿于这段经历之后不久,施特鲁姆的这一笔常被视为格罗斯曼写给自己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