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战地记者与被捕的手稿

瓦西里·格罗斯曼一九〇五年生于第聂伯河支流古老小城别尔基切夫的一个犹太家庭,早年学的是化学工程,在顿巴斯当过采矿工程师和实验室化验员,三十年代转向写作,得到高尔基赏识后逐渐成为职业作家。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他以军队报纸《红星报》记者的身份奔赴前线,此后在战场上度过一千余个昼夜,报道过莫斯科保卫战、库尔斯克会战、斯大林格勒巷战和攻克柏林的最后战斗。他在斯大林格勒城内随部队进出达数月之久,写下的战地通讯以细节的准确和对普通士兵命运的关注著称,是苏联战时最受读者信任的战地记者之一,也是最早系统进入前线纵深、记录巷战与狙击战具体场景的作者之一。

一九四一年九月,德军占领别尔基切夫,当地约两三万犹太居民在随后的清剿中被集体枪杀,格罗斯曼的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利耶夫娜死于这场屠杀。战争初期他曾提议接母亲一同撤离,母亲最终没有走;确切的死讯几个月后才辗转传到他手中。此后多年,他在每年母亲遇难的忌日给她写信,这些从未寄出的信在他去世后才在遗物中被发现。丧母的经历与他随军进入乌克兰、波兰战场时亲眼所见的屠杀现场,促使他成为苏联最早系统记录纳粹对犹太人种族灭绝的作家之一,并与作家爱伦堡合作编纂记录苏联境内犹太人大屠杀证词的《黑皮书》。

小说的写作与一部前作直接相关。格罗斯曼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写过一部以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背景的长篇《为了正义的事业》,一九五二年出版,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笔法,写的正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他原本把这部续作也设想成同一基调的延伸,写作过程中却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续作以家族成员在战役前后的遭遇为主线,同时并置纳粹集中营与苏联体制内部的种种角落,展开对两个极权政权的对照性论说。这部续作在一九六〇年前后完稿,书名定为《生活与命运》。

一九六一年二月,克格勃突袭格罗斯曼的住所,查抄了手稿、草稿、笔记本乃至打字机色带,试图使这部作品彻底从物理上消失。据传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告诉他,这部书两百年内都不可能出版。格罗斯曼此后再未获准发表重要作品,一九六四年因胃癌去世,未能看到这部小说面世。所幸他曾把另一份副本留在诗人友人处,得以躲过搜查。十余年后,这份底稿在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周围的持不同政见者圈子协助下被拍成缩微胶卷,由作家沃伊诺维奇设法带出境外,一九八〇年在瑞士洛桑以俄文原文出版;苏联本土直到一九八八年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才得以公开发行。

小说的叙事始于一九四二年秋天,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转折阶段。当年八月起,德国第六集团军在保卢斯指挥下逼近伏尔加河沿岸的这座城市,双方在断壁残垣间逐屋争夺;十一月十九日,苏军发起代号"天王星"的战略反攻,南北两路装甲部队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实施钳形突击,数日后在卡拉奇会师,将德军第六集团军及部分友邻部队三十余万人合围于城郊。合围持续到次年二月二日以保卢斯投降告终。小说的多条线索都在这一时间跨度里展开,从合围前的巷战一直延伸到战役结束后的初春。

与前线并行的是东线的种族灭绝进程。德军自一九四一年入侵苏联起,机动屠杀队即紧随部队推进,在占领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各地对犹太居民实施集体枪决,同时在城镇设立隔离区,限期迁入、佩戴标记、限制行动,继而分批清空、押往郊外枪杀或送往波兰境内的灭绝营。这一进程构成了小说最先展开的叙事空间:全书开篇尚未引出任何具名人物,先呈现一座位于德国境内的集中营,随后叙事才转向占领区的隔离区与东线的屠杀现场^[出处]。

后方的图景则是另一重现实。战争爆发后,大批科研机构随高校与工厂一同东迁,喀山、乌法、古比雪夫这类内地城市聚集了从莫斯科、列宁格勒疏散来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人员,配给按级别分层,住房拥挤,前线消息与后方琐事交织。在这层看似远离战火的空间里,格罗斯曼埋下了另一条张力:随着战局好转,科研机构、人事任命与荣誉分配中开始出现针对犹太知识分子的隐性排挤。历史上,这种苗头要到战后一九四七至四九年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才真正系统化,并在一九五三年的"医生案件"中达到顶点;小说把这一进程的起点提前映照进了一九四三年前后的战时后方,让胜利的欢庆与体制收紧的迹象同时出现。

由此,全书铺陈出三重并行的空间:斯大林格勒前线、疏散后方的城市与研究所,以及集中营——苏联的劳改营与德国的灭绝营,分处两个政权的两端。三重空间由一个家族的成员分别占据,构成小说的骨架。

家族的核心是沙波什尼科夫家,老一辈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出身民意党人家庭,战时辗转于喀山与斯大林格勒之间,子女与孙辈分散各处。她的长女柳德米拉嫁给核物理学家维克托·施特鲁姆,夫妇二人随研究所疏散到喀山,柳德米拉与前夫所生的儿子托里亚在前线炮兵部队服役,施特鲁姆本人的母亲则留在乌克兰,已落入德军占领区。小女儿叶尼娅原是红军营政委克雷莫夫的妻子,战时寓居古比雪夫,与参加反攻合围的坦克军军长诺维科夫相识。另一位家族成员薇拉,是斯大林格勒发电站站长斯捷潘·费多罗维奇的女儿,以护士身份留在城内的军医院,与前线阵地近在咫尺。柳德米拉的第一任丈夫阿巴尔丘克,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大清洗中被捕,战争期间仍关押在西伯利亚一处煤矿劳改营;亚历山德拉的儿子米佳也被囚在远东的劳改营系统里,消息时断时续。

与沙波什尼科夫家族并行的,是一条独立于家族之外的德国集中营线索:老布尔什维克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作为战俘被关入特别棚屋,身边聚集着来自不同民族与信仰的囚徒,其中包括曾是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伊康尼科夫;苏军女军医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在斯大林格勒周边被俘后,与一名途中结识的犹太男孩达维德一同被押上运送犹太人的列车,驶向波兰境内的灭绝营。这条线索最初与沙波什尼科夫家族没有交集,却与施特鲁姆母亲所在的隔离区、与全书开篇的集中营场景共同构成小说对纳粹暴力机器的正面描写。

三条线索各自推进:前线的攻防与合围决定战役的进程,疏散后方的科研与人事在体制内部悄然变形,集中营与劳改营中的人物则处于两种极权体制的直接管辖之下。格罗斯曼把这三重空间叠印在同一部小说里,沙波什尼科夫家族的成员分别置身其中,构成全书的基本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