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胜利与代价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斯大林格勒城内一座百货公司大楼的地下室,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放弃抵抗。前一天希特勒将他晋升为元帅:德国历史上尚无元帅被俘的先例,这道任命隐含着他应战死或自尽的期待,保卢斯未从命。二月二日,残部投降,第六集团军三十万人的建制终结;此役约九万一千名德军官兵被俘,战后活着走出战俘营的不到六千人。

押送保卢斯前往苏军第六十四集团军司令部的车队,途中与另一支队伍相遇:重新编队的伤病战俘。押解军官注意到,这支队伍与一年半前被德军押往西方战俘营的苏军官兵队列几乎没有分别^[出处]。

胜利消息传到后方时,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莫斯科的核物理学家,正因言论被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内定为批判对象,同事纷纷回避,他数次写下检讨书又撕毁。等待发落期间,他接到一通电话:斯大林本人来电,对他的研究方向表示肯定,通话仅两三分钟。几周来的恐惧随之消退^[出处]。此后研究所对他的态度全面逆转:所长登门致意,悬而未决的调动一天内获批,专车与特供随之而来。他清楚,这份善意系于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他想起老同志巴格良诺夫的经历:一九三七年被捕,两年后借“自由化”获释,此后军装、住房、党籍相继发还,此人也不再与旧日难友往来^[出处]。

得宠不久,研究所所长与两名党务干部召施特鲁姆签署一封公开信,信件重申对医生普列特尼奥夫、列文“谋害高尔基”指控的原判,并谴责英美舆论对苏联迫害科学家一事的质疑。他记得那场审判的经过,认定列文不可能是凶手;促使他签字的,是几位此前冷淡的人此刻投来的信任,而这份信任的来源正是斯大林那通电话。他最终签了名^[出处]。

同一时期,集团军营政委克雷莫夫的处境急转直下。斯大林格勒反攻前夕,他奉召赶赴指挥所,却被告知对方不见他;随后一名司令部军官将他带至一间挂有斯大林画像的房间,命他交出武器与证件^[出处]。他被押往方面军特别科审讯,继而解往莫斯科,关入卢比扬卡内部监狱。多年前,妻子的前夫阿巴尔丘克正是在此被逼写下假口供,承认与德国间谍密谋刺杀斯大林;克雷莫夫当年只当是传闻,如今轮到自己置身其中^[出处]。审讯持续数日,他始终没有在笔录上承认自己是间谍。

阿巴尔丘克一九三七年在肃反中被捕,受刑后写下假口供,此后押往西伯利亚劳改营,任工具库保管员,始终未对体制本身产生怀疑,将营中所见的不公归咎于“阶级敌人”的残余。狱友马加尔临终前劝他正视体制对自由的压制,遭他斥为胡言乱语;次日,马加尔自缢身亡。阿巴尔丘克的信念未因此动摇。

这一阶段,前线胜利与后方局势构成对照。斯大林格勒的胜负以战俘与投降标志出结果;而在后方,施特鲁姆因斯大林的电话获得庇护,又因同一层关系被要求在诬告信上签字;克雷莫夫在长期效忠的军事机关内首次成为审讯对象,重复了阿巴尔丘克多年前的遭遇。前线分出了胜负,体制对个人的评判标准并未因胜利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