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官:手稿劫余与出版

《生活与命运》完成于1960年,与1952年出版的前作《为了正义的事业》构成一部围绕斯大林格勒战役展开的两部曲。前作出版当年即因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受到严厉批判;续作把叙事重心转向战争年代国家机器本身的运作,篇幅近百万字。同年,格罗斯曼把稿件交给《旗帜》杂志编辑部,遭到拒绝,编辑部认为书稿性质严重,将情况上报主管机关。

1961年2月14日,克格勃派员突击搜查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住所,除誊清稿、草稿本外,连打字稿所用的复写纸和打字机色带也一并没收;随后又驱车前往为他誊抄稿件的打字员家中,搜走了她们手里的副本。格罗斯曼本人未被逮捕,他后来把这次搜查称作"书被捕了"。

格罗斯曼随后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归还手稿。1962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接见了他,明确表示出版没有可能。后来广泛流传的说法称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此书"两三百年内都不能出版",但研究者核对格罗斯曼本人当时留下的会谈记录后指出,这句话并未见于记录,其确切来源存疑;可以确认的只是会面本身以及出版无望的结论。

书稿被视为危险,与其中一段后来常被研究者引述的情节有关:党卫军军官利斯在集中营里对老布尔什维克莫斯托夫斯科伊说,纳粹德国与苏联作为两种党治国家彼此映照,双方消灭的对象常常是同一批人^[出处]。类似的论说贯穿全书对两种二十世纪极权体制的并置审视,这正是当局最不能容忍的部分。

没收之外,另有两份誊清稿未被搜查触及:一份存于诗人谢苗·利普金处,一份存于已故诗人扎博洛茨基的遗孀叶卡捷琳娜·扎博洛茨卡娅处。1964年9月14日,格罗斯曼因胃癌去世,终年58岁,至死不知这部作品是否还有面世的可能。

利普金保存的副本在1970年代被逐页拍摄成缩微胶卷,协助者包括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与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二人当时都已是持不同政见的公众人物,自身处于监视之下。胶卷辗转经奥地利斯拉夫学者罗斯玛丽·齐格勒之手,送到巴黎的文学学者叶菲姆·艾特金德手中。1980年,洛桑一家出版社推出俄文原版,艾特金德撰写前言。由于胶卷传递过程中部分页面缺失,这一版本漏掉了原书第二部涉及反犹主义的一章,此后的版本才逐步补全。法译本随后在法国推出,英译本1985年在英国出版,次年在美国跟进,西方读者由此比苏联国内读者早了三年读到这部小说。

1988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开放政策下,《十月》杂志一月号首次在苏联境内刊出这部作品,同年出版单行本;随着此前未曾露面的副本陆续浮现,1989年又推出补齐残缺段落的完整版,距1961年手稿被没收已过去二十七年。

格罗斯曼战时随身携带《战争与和平》,反复重读。《生活与命运》与前作构成的两部曲,在结构上有意仿照托尔斯泰:全知叙事在统帅部与家庭客厅之间往返,沙波什尼科夫一大家子承担的组织功能,近似罗斯托夫家族与博尔孔斯基家族在原作中的位置;"战争"与"生活"章节交替推进,穿插的议论段落讨论历史与自由问题,呼应托尔斯泰在原作尾声对历史决定论的思辨。区别也同样明显:托尔斯泰的议论最终为战争的混乱找到某种民族与天意的秩序,格罗斯曼的议论则把二十世纪两个党治国家并置审视,不为任何一方的"历史规律"留出救赎的余地,自由本身取代必然性成为他真正肯定的价值。

这部作品在西方评论界很早就获得"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一说法,格罗斯曼也常被称为"苏联的托尔斯泰"。后来的评论者对这一比附有所保留,认为单用《战争与和平》去衡量,低估了书中对大屠杀与劳改营材料的记录深度,也低估了道德追问上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强度,这些方面是托尔斯泰的时代与素材都不曾触及的。

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第四台推出的十三集广播剧:迈克·沃克与乔纳森·迈尔森改编,肯尼思·布拉纳饰演施特鲁姆,大卫·田纳特等参演,把此前只在文学圈内流传的书名带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2012年,导演谢尔盖·乌尔苏利亚克执导的十二集电视剧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由谢尔盖·马科韦茨基主演,是这部作品第一次以大众影视形式回到它诞生的国度。前作《为了正义的事业》后来也推出英文版,书名改作《斯大林格勒》,于2019年出版,使英语读者得以完整读到这部两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