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的粮食燃料短缺

十月革命后的粮食燃料短缺指一九一七年秋至一九一八年间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城市出现的食品与燃料供应危机,是苏俄历史上“战时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形成的直接背景。

危机的根源早于十月革命:一战期间铁路运输持续恶化、农民因货币贬值与工业品匮乏而惜售余粮,城市粮食供应已趋紧张;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虽宣布粮食垄断制,收效有限。十月革命后,内战爆发进一步切断了莫斯科、彼得格勒与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等主要产粮区之间的联系,城市燃料(煤炭、木柴)供应同样枯竭。一九一八年一月起城市面包定量数度削减,苏维埃政府自当年五、六月起转向强制征粮(“余粮收集制”)与经济全面国有化,这一整套应对内战与经济崩溃的政策后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一年为新经济政策所取代。这场危机与其后的余粮征收、内战及旱灾叠加,造成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大城市人口锐减与大范围饥荒。

以一九一七年秋、日瓦戈一家迁回莫斯科后的城市生活为背景,书中描写了这场危机初起时的日常景象:市民如临冬眠般张罗过冬的粮食与劈柴,而在“唯物主义欢庆胜利”的新秩序下,具体的食物与柴火被置换为“粮食问题”“燃料问题”一类抽象的行政概念,统计报表(死亡率、患者增加数字、燃料食品药物短缺情况等)成为医院与机关例行填报的内容(见^{[3 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这一细节呈现了战时共产主义初期城市生活被官僚化、数字化的一面,与史书通常聚焦的征粮队与农村冲突互为补充。

与物资短缺同步的是行政系统的更替: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冬,住房、机关与公用事业单位陆续改组管理机构,人员大批撤换,各处开始委任权力极大的“委员”——身着黑色皮短外衣、以恐吓手段与手枪为武器、极少刮脸和睡觉的一批人;这批委员熟稔小市民与持有小额国债券者的心理,对其毫不留情。旧生活秩序与新政权之间尚未形成内战时期那种公开敌意,却已渐失往来,形成互不隶属又谁也压不倒谁的对峙局面(见^{[4 处]}。医疗系统亦经历同样的更替与更名:莫斯科圣十字医院此时改称“第二改良医院”,原有的高薪名医多以“抗议”为由自愿离职,留任者则遭其冷遇(见^[出处]。

危机持续期间,市民饮食长期以小米粥、青鱼头汤和未去壳磨制的黑麦、小麦为主;燃料匮乏催生了以物易物的街头交易——郊区农民带着蔬菜、土豆或木柴进城,用几趟木柴换取市民家中的家具等实物,这类交易须在街巷间“捕捉”农民才能完成,日用品市集因此部分让位于个体间的直接易货(见^{[4 处]}。与此同时,政府取消私人商业后又在物资紧张时期有限度松动,与“采办员”“合同承包人”“代办人”一类私人经营者签订供销合同;这批人多是借战争与革命自底层浮起的投机商人,区别于此前被整垮、已无法东山再起的旧字号大商家。街面上仍残留着旧商号招牌,其下已换成消费品门市部或合作社,但因这轮商业改组尚处于最初步、最普遍性的阶段,许多私人小店只是被查封上锁,橱窗加了栅栏或钉上木板,货物空空如也,改组本身并未真正触及(见^{[6 处]}。

同一时期,居民住宅内经允许保留的武器须接受军事巡察队定期检查,未经允许持有的一律没收,检查时住宅委员会的居民会议须中断配合;传染病(尤以斑疹伤寒为多)在物资匮乏、卫生条件恶化的城市中流行,患病居民往往需送医院才能获得持续照看,但家属出于对医院条件与生离死别的恐惧,常宁愿在家诊治(见^{[5 处]}。

铁路客运同样陷入混乱:车次锐减,普通旅客须持注明公务事由的“出差证明”方能设法排上班次,实际操作中普遍需以面粉等实物贿赂站务人员才能成行;与此同时,医院因床位紧张,斑疹伤寒患者往往在病情刚过危险期便被提前出院,一部分人因此无处安身,车站候车大厅遂成为这些愈后病人的栖身之所(见^{[4 处]}。

与普遍配给并行的是面向特定人群的内部供应点:一九一八年前后,苏维埃机关开始为受邀参与咨询、会诊等公务的专家、学者发放可到专用仓库领取物资的配给券,所得食品种类与数量远超普通市民凭卡所能得到的份额。这类做法是苏维埃政权吸纳旧知识分子(“专家”)、以物质待遇换取其合作的早期安排,后来发展为按机关、职级划分供应等级的更系统的特供制度。书中日瓦戈因出诊为要员看病、其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因参加国民经济高级会议的咨询会,同获此类配给券,二人到西蒙诺夫修道院内一处卫戍部队仓库改设的供应点,领得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及成块猪油、肥皂、火柴与奶酪等物,数量之多令二人感到意外(见^{[3 处]}。

离开莫斯科迁往外省或乡间的居民之间流传着一套约定俗成的行装准备经验,由先行离去者传授给仍留守城中的熟人圈子:布匹宜裁开、缝成毛边不散的小块而非整幅携带,以防沿途检查;衣料、半成品乃至半旧的成衣均可带走,笨重不值钱之物则宜舍弃,因途中行李全靠随身背负,不便携带箱笼,只宜捆成女人和孩子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与烟草最为实用,但查获风险也大;纸币宜携二十、四十卢布面额者(即临时政府发行、俗称“克伦斯基票子”的小额纸币),各类证件的准备则最为棘手。这套经验反映了内战初期城市人口外迁与货币贬值并存的状态:实物(布匹、盐、烟草)已取代纸币成为更可靠的交换与贿赂手段,人身流动本身也须仰赖官方证件方能成行(见^{[5 处]}。

乘车迁往外省途中,沿线车站站台上常有周边村庄的农妇聚集,以黄瓜、奶酪渣、熟牛肉、黑麦奶渣饼等自家食品与旅客随身携带的衣物、毛巾等实物交换;这类交易须在停车间隙迅速完成,官价禁止私人粮食买卖,查缉此类“投机倒把”的行动队多由水兵组成,农妇们既盼交易又惧怕被当场没收(见^{[4 处]}。这一现象即俄国内战时期的“背口袋者”(мешочники)现象:苏维埃政权自一九一八年起颁布法令,组建由武装人员(相当一部分为水兵与红军士兵)组成的“截击队”,在车站、码头与公路上拦截、没收超过限额的私运粮食,以维持国家粮食垄断与配给秩序;这类队伍在实际执行中也常伴随对旅客的滋扰与巧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