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中学

人文中学（Gymnasium，又译文理中学）是哈布斯堡末期奥地利通向大学的人文科学中学。1849 年《奥地利中学组织方案》（Organisationsentwurf，弗朗茨·埃克斯纳与赫尔曼·博尼茨起草）确立了八年的学制，课程以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为核心，毕业以中学毕业考试（Matura）为标志，是当时进入大学的主要途径。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把这条求学之路回忆为国民小学五年加人文中学八年、共十三年的“硬板凳”：除几何、物理和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外，还要学古希腊语、古拉丁语以及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共五种语言，学习负担超重，几乎没有体育锻炼和散步的时间^[出处]。

在茨威格的叙述里，人文中学是自由主义时期价值体系的产物：那个开明的时代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有“真正的价值”，每个上流家庭都贪图功名，希望儿子中有一个被冠以博士头衔，为此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这套动机是上流犹太资产阶级“贵族化”理想在教育上的体现^[出处]。

茨威格把学校生活回忆为一架“冷冰冰的学习机器”：教学计划据一百年经验认真制订，却因刻板、干巴巴的教条而变成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运转的自动装置，课堂死气沉沉、磨灭个性，八年级里老师从没问过学生想学什么^[出处]。校舍是五十年前低价、仓促建成的兵营式楼房，走廊阴冷、教室无画，弥漫奥地利官署办公室所特有的“国库”味^[出处]。老师被官方教学计划束缚，是“条条框框的奴隶”，讲台与课桌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几年下来仍叫不出多数学生的名字；茨威格自述早已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记忆中只剩讲台、记分册和批改作业的红墨水^[出处]。

茨威格在书中把这种冷漠无情的教育解释为国家深思熟虑的工具：主宰命运的世界把太平世界奉为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因而怀疑天性激烈求变的青年一代会打碎偶像，有意把年轻人排斥在外或压制下去^[出处]。学校因此承担维护权威的职能——教导现实一切完美无缺、教师与父亲的话不可反驳、国家设施绝对有效——并奉行“不让青年人舒服”的原则：在给予权利之前先要求完全服从，学生只能感恩、没有资格提问^[出处]。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生效：女仆和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再闹就喊警察，中学生拿回糟糕的成绩单就受恫吓会被送去学一门手艺——在资产阶级社会这等于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年轻人以诚意询问时代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是盛气凌人的“这些事你还不懂”^[出处]。

茨威格认为这种“反心理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效果：不是使人麻木，就是使人兴奋不已。他把“自卑情结”一词的发明与奥地利教育联系起来，称这个词恰是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发明的^[出处]（参见自卑情结）。就他自己而言，压力反而使他很早就酷爱自由，对一切权威与“教训口吻”恨之入骨；后来在一次巡回演讲中，他从大学讲台上俯视默然端坐的听众，想起中学时代居高临下的说教，竟把那次演讲变成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出处]。十四五岁前学校生活尚可，此后课堂再无新东西可学——八年制中学的前四年就学完了全部知识，后四年在感兴趣的课上学生知道的比老师还多——全班于是把求知欲转向校外的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与音乐，最初是两三个人、十几人，最后几乎全体^[出处]。

这份枯燥并非课堂生活的全部：在茨威格的叙述里，中学生的真正兴趣在课外。拉丁语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赖纳·马里亚·里尔克的诗，数学练习本用来抄录借来的书中的诗句，老师在讲台上念席勒《论质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的讲稿时，学生在课桌下读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出处]。为了赶上下午三点开始排队的首演站票，每次盛大首演前一天下午常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缺席；官方批评家尚未注意的作者——如里尔克与斯蒂芬·格奥尔格——正是这群学生竞赛般争相发现的猎物^{[2 处]}。

这种狂热在茨威格看来并非他所在班级的特例，而是维也纳中学生中的普遍现象：他称当时十几所邻近的学校里都能看到同样的文学早熟，并把这归因于维也纳这方“艺术的沃土”和非政治化的时代风气^[出处]。读书的代价是身体的荒疏——他们以缩短睡眠换取阅读，把零用钱全花在戏院、音乐会和书上，把体育锻炼看作浪费时间；茨威格自述十三岁起停止滑冰，把父母给的学跳舞的钱全买了书，十八岁还不会游泳、打网球和跳舞^[出处]。多数狂热者最终回到寻常的职业：班上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页发表过诗作的同学后来成了律师和官员^[出处]。狂热的高潮中，他们每天互相传阅并严格批评彼此的作品——茨威格称用红笔批改作业的老师并不知道，学生对彼此作品的批评比大型日报上官方文学评论权威的评论还要严苛^[出处]。

茨威格称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光”，唯一真正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是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因此当学校五十周年校庆请他以前的高材生身份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时，他婉言谢绝^{[2 处]}。他回忆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中学的大门终于关上，毕业生勉强通过结业考试，穿上庄重的黑礼服，聆听校长慷慨激昂地宣称他们已长大成人、今后应勤恳踏实地工作、为国争光；随着毕业，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谊也云消雾散了^[出处]。这段负面评价属于茨威格流亡期间的回顾：奥地利人文中学在历史上确以古典语言训练为骨干，其八年制框架自 1849 年确立后延续到现代，Matura 至今仍是奥地利的大学入学考试；其刻板的记忆式教学在二十世纪初也已成为教育改革者批评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