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可以做

一切都可以做(亦作“凡事皆可”“一切都被允许”,俄语всё позволено)是小说中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提出的道德命题。它的完整表述是:世上不存在使人爱同类的自然法则,人类之爱只源于对自身不死的信仰;一旦这信仰被打破,不仅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那时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利己主义即使到作恶的地步,也应当被容许,而且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最高尚的出路。^{[2 处]}

小说借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之口,在长老修道室当众复述这一论调;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当场把它记住,说“我要记住”;佐西马长老却直指命题背后是一颗没有解决、正在受折磨的心——假使不能作肯定的解决,也同样永远不会作否定的解决。^{[3 处]}

命题第二次浮出是在父亲挨打的当夜:伊凡对阿辽沙说,人人决定谁值得活下去时常不是根据价值,而是更直截了当的原因;至于权利“谁没有希望的权利呢”。他随即反问阿辽沙是否认为自己也能杀死父亲,答说自己永远准备保护父亲,可“就愿望来说,我却保留着充分的自由”——把命题从抽象议论接到具体的弑父念头之上。^{[3 处]}

《宗教大法官》讲完后,伊凡当面向阿辽沙确认了这道命题:阿辽沙问他靠什么忍受生活的重负,是不是靠“一切都可以做”,他承认“是的,也许就靠'一切都可以做'”,又补一句这是德米特里哥哥先说出口的话,“米卡的说法本来也满不错”;同一场对话里他把这股力量称作“卡拉马佐夫的力量、卡拉马佐夫式下流行为的力量”。命题由此从转述的学说与对弑父的暗示,变成他亲口认下的人生纲领。^{[3 处]}

命题在开庭前夜被引回卡拉马佐夫家内部:米卡问伊凡,既然这样,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干,伊凡皱着眉头答了一句——“我们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是只猪猬,但是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米卡对阿辽沙说,这比拉基金“没有上帝也可以爱人类”的说法更彻底。命题由此直接落到父亲本人身上,不再是抽象学说,而成了卡拉马佐夫家父子关系的注脚。^[出处]

命题与1870年代俄国虚无主义的论战相连:无神论的理性主义抽去灵魂不死之后,道德被重新设想为自利的伸张,接近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合理利己主义”。论者常把“一切都可以做”与尼采的“上帝已死”相提并论,但小说本身把它放在信仰与良心问题的内部来拷问,把它当作全书道德冲突的枢纽。

命题在开庭前夜直接化为弑父的行动:斯麦尔佳科夫向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承认自己杀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当面引伊凡的话作依据——“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什么都可以做”正是伊凡教他的,因此他称伊凡为这案子里惟一的元凶、自己只是照他的话行事的从犯;他又断言伊凡不会去自首,因为伊凡爱钱、爱荣誉、贪恋女人的美貌、要过不必向人低头的平静生活。伊凡以“一切都可以做”为人生纲领的学说,至此在斯麦尔佳科夫手里变成弑父的实际行动。^{[3 处]}

斯麦尔佳科夫当夜向伊凡和盘托出、断言他不会去自首之后,伊凡随即在发烧的梦魇里见到幻觉中的魔鬼(见魔鬼),命题在那里得到最彻底的系统化:魔鬼把他《地质学上的激变》(见地质学上的激变)里的私话明说出口——一旦人类全都否认上帝,旧的世界观与一切旧道德都将自然而然地覆灭,人凭自己的意志与科学成为人神,“法律对于神是不存在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可以做”。魔鬼自称“我并不是重复你的思想”,伊凡却一口咬定“这都是我自己在那里说话”。^{[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