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济会

共济会（франкмасонство）是十八世纪初经波兰、德国传入俄国的兄弟会式团体，以“互助、道德修养、通往真理的团结”为宗旨，会员以象征仪式与内部等级维系，戒指、图章上常刻骷髅头等标志。俄国共济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曾一度兴盛，以出版家、教育家尼古拉·诺维科夫为核心的莫斯科“马丁主义者”一支尤为知名，倡导内心修养与神智学式的宗教探求，与法国启蒙理性主义拉开距离；一七九二年女皇以私通普鲁士、结社密谋为由查禁诺维科夫及其社团，诺维科夫被囚禁至保罗一世继位后方获释，俄国共济会活动一度转入低潮，至十九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治下才逐渐恢复，一八二二年被沙皇下令全面取缔。

书中，一八〇六年春皮埃尔·别祖霍夫在赴彼得堡途中的托尔若克驿站邂逅诺维科夫时代著名的共济会员与马丁主义者奥西普·阿列克谢耶维奇·巴兹杰耶夫。后者以骷髅头戒指自证身份，向皮埃尔宣讲共济会教义：真理须经世代众人合力方能求得，认识上帝不能仅凭理智，而要靠洗净内心、皈依生活的自我修养，最高智慧是阐明宇宙与人生地位的“包罗万象的科学”；并当面历数皮埃尔终日荒淫、坐享奴仆劳动、未能引导妻子、以决斗对付冒犯者种种“不道德”，将其个人不幸归因于不认识上帝。皮埃尔正处在决斗与婚姻破裂后的精神危机中，全心信服，感到新生与复活的快乐，临行前获巴兹杰耶夫写给维拉尔斯基伯爵的引荐信，准备到彼得堡后正式加入共济会。^{[7 处]}

皮埃尔到彼得堡一星期后，会员维拉尔斯基受托前来，先郑重确认他是否已放弃旧见解、是否信仰上帝，再引他前往分会会所接受入会仪式。仪式蒙眼进行：训导师（对求道者主持入会的会员，书中由斯莫利亚尼诺夫担任）以教理问答方式追问来意——是否寻求真理、光明与智慧——皮埃尔答以“要新生”；解开手绢后所见的密室中，黑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照亮的骷髅、《福音书》与一具盛骨的敞口棺材，均属死亡默想的象征。训导师随后宣讲本会三项宗旨（保存并传授一种关系人类命运的秘密、修炼会员使其具备领悟秘密的能力、以身作则改善整个人类），传授与所罗门神殿阶梯数目相应的七条美德（谦虚、服从、品行端正、爱人类、勇敢、慷慨、爱死亡），并要求皮埃尔依次交出随身贵重物品以示慷慨、脱去衣服以示服从、坦白自己“最能使人在修行道路上动摇的嗜好”以示光明磊落——皮埃尔承认是女人。这一整套蒙眼、骷髅与棺材、教理问答、逐级晋阶美德、缴纳财物与坦白弱点的仪式，与十八世纪欧洲及俄国共济会实际使用的入会礼在骨架上相合，是托尔斯泰据史料重构的产物。^{[10 处]}

仪式后段以持剑迎面、以酒精火焰示以“小光”、复明后见十二名会员环坐黑布长桌等场面，象征求道者经死亡与新生。入会者随后获授白围裙（象征坚贞纯洁）、铲子（象征清除恶念、抚慰邻人）与三副手套（其一须转赠求道者将来选定的女子，以证心地纯真），并被告知本会三重宗旨——保存并传授关乎人类命运的秘密、修炼会员、以身作则改善人类；会长诵读的会章强调会中除善恶外不承认任何等级、不容许差别破坏平等、须扶助与宽恕会友乃至敌人，末尾以拥抱亲吻新会员、募集善款结束仪式。这套以互助、平等、道德自我完善为核心的会章语言，与十八世纪欧洲共济会及俄国马丁主义支派的实际教义相符。^{[8 处]}

入会次日，皮埃尔研读会中传授的四方形寓意，并按会规拟定重新生活的计划：南下自己的田庄，为农奴谋福利。一星期后他辞别彼得堡会友、留下一笔捐款，携其写给基辅与敖德萨两地分会的引荐信启程，可见彼得堡而外，俄国境内共济会以分会网络的形式存在，会员之间以书信往来互通、彼此指导。^{[2 处]}

皮埃尔按会规着手实践“改善人类”的宗旨，在基辅省的田庄上宣布解放农奴、禁止体罚、兴办医院学校，但自认在“做道德生活的模范”与“品行端正”“爱死亡”两德上均告失败，仅聊以自慰地认为自己履行了“改善人类”与“爱邻人”“慷慨”三项。实际执行全由总管操纵：总管一面以出售田产手续繁复为由拖延解放农奴，一面在皮埃尔巡视时安排农奴代表献礼、感恩迎接等场面糊弄他，账面上的减租与实际加重的徭役并行不悖，皮埃尔对此毫无察觉，反而心满意足地向共济会师友夸耀行善之易。这一落差呈现出书中共济会教义中的道德自省与其在农奴制庄园经济中实际落地之间的距离：会规能规训个人的内心生活，却未能触及作为地主与农奴之间关系基础的经济结构。^{[4 处]}

田庄之行后，皮埃尔向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转述共济会教义，称其为“不受国家和宗教束缚”的博爱平等的基督教教义、“人类永恒的优秀品质的唯一最好的表现”，并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宇宙阶梯说为据申辩灵魂不灭：万物由低等到高等构成一架通向上帝的阶梯，人不应设想这架阶梯止于今生。安德烈虽未皈依，却因亡妻之死而独自确信来世必然存在，并在这场对话后重新感受到自奥斯特利茨负伤以来久已沉睡的、面对崇高天空时的那种心境。此处呈现出共济会教义在书中的另一重效果：它未必能使怀疑者信服其具体教理，却能为丧亲、厌世之人打开一条重新体认生命意义的路径。^{[5 处]}

一八〇六至一八〇八年间，皮埃尔身不由己地成为彼得堡支会首领，安排宴会丧礼、征收会员、出资维持共济会开办的贫民院，却越来越觉得会友中真正践行入会誓言（献出全部财产助人）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不过借此结交显贵或满足于形式仪式，与他自己所求的明确道路相去甚远。这促使他一八〇八年底出国领受高级秘诀，一八〇九年夏带着更激进的主张回国：在支会大会上，他主张共济会不应止于秘密修行，而须积极行动、扶植德才兼备之人、建立一种凌驾一切世俗制度之上的普遍权威以推行德行。多数会员认为这带有光明教（Illuminatenorden，一七七六年成立于巴伐利亚的秘密结社，主张以渗透方式改造社会与政治，一七八五年遭巴伐利亚当局取缔，此后在欧洲共济会圈子中成为“以秘密政治手段谋求社会变革”的代名词与警惕对象）倾向而群起反对，支会教头以其争强好胜、非出于对德行的真爱为由否决其提议。这场争论折射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欧洲共济会内部长期存在的分裂：一支坚持共济会应止于个人的神秘教义与道德修养、不涉世俗政治；另一支（以巴伐利亚光明会为极端代表）主张团体应积极介入社会改造。俄国共济会在亚历山大一世治下恢复活动后，同样在“内心修养”与“入世行动”之间摇摆不定，书中这场分歧即是这一真实张力的写照。^{[8 处]}

此后，皮埃尔在恩师去世、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博尔孔斯基与娜塔莎订婚后陷入的精神危机中，回顾共济会内部种种他早已司空见惯却仍觉刺眼的虚伪：会友们以血宣誓愿为邻人牺牲一切，却不肯为济贫捐一个卢布；阿斯特列亚支会与寻找吗哪派彼此倾轧攻讦；会众为一张真正的苏格兰地毯、一份连撰写者本人也说不清含义的会章整日奔忙争执。这些细节与前一时期支会内部围绕入世与出世之争的分裂互为呼应，共同呈现出书中共济会理想与其组织现实之间的落差。^[出处]

一八一二年战事爆发后，会规对战争的态度成为皮埃尔·别祖霍夫服兵役的阻碍：他受入会誓言的约束，而共济会宣传永久和平、消灭战争，故自认不能入伍；另一位道友又向他转述《启示录》中“兽的数目”六百六十六的预言（见兽的数目），使他转而沉迷于以字母数字推算拿破仑的权力何时告终。^{[2 处]}

同年八月，莫斯科总督拉斯托普钦公开与共济会为敌：他召见皮埃尔时斥共济会员“名为拯救人类而实际上是想毁灭俄国”，称斯佩兰斯基与马格尼茨基已被流放、对克柳恰廖夫“也要这样办”，把这类人都归入“假借建设所罗门圣殿而却极力破坏自己祖国圣殿”的一党。^{[2 处]}历史上拉斯托普钦以仇视共济会著称，一八一二年放逐共济会员克柳恰廖夫正与其反共济会的立场直接相关；书中这场指责是十九世纪初俄国当局对共济会猜忌日深、一八二二年终将共济会全面取缔之前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