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营

劳动营是《生活与命运》中苏联劳改营地的通称,小说不为它点出具体营名。书中的一幕从士兵从卡车上卸棺材写起:他们不声不响地卸下棺材,踩着上冻的土地,把死者抬进宽大的合葬坟里贴着坑边放好,再回卡车跟前;卸空的卡车回城里去了,士兵们便在墓穴旁的棺材上坐下来卷烟抽^[出处]。地冻了好几尺厚,明天还要挖新坟,铁锹挖不动,得向司务长要铁钎^[出处];坟还不能封,司务长要先拿名单来检查^{[2 处]}。士兵间传着要给劳动营发干粮的传闻^[出处]也说起铁栏杆那边是上个星期之前埋死人的地方,后来因为没有地方才不再挖^[出处]。

这一幕落在无人送葬的死亡上。一名士兵感叹,“埋葬军人,没有一个人送葬”,在和平时期一口棺材后面会跟着上百个捧着鲜花的人;另一名士兵用磨得光滑的指甲敲敲棺材板说,“也有人哭这个人的”,只不过那些眼泪没有人看到^{[2 处]}。司务长与一位戴头巾的妇女乘小汽车来到墓地,向那片不再挖坟的铁栏杆走去^[出处]。格罗斯曼以这个场景写出战争后方死亡的规格:死者成批合葬,无名无讣,连眼泪都落在无人看见的地方。

史实上,苏联的劳改营(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ой лагерь,简称ИТЛ)是古拉格体系的组成部分,战时的囚犯被征用于军工生产、建筑与伐木等劳动,死亡率极高;死者由营方合葬于营地附近的公墓,亲属往往不知下落。小说中的劳动营未点出具体营名,不对应某座可考的实营,但合葬坟、干粮、以铁钎掘冻土等细节与战时劳改营的现实相符。

劳动营在书中另有一处场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红色花园,劳动营士兵在河边挖地槽,司令员叶廖缅科走过去问谁干活最差、谁干活最好,把一枚金表奖给干惯活的特罗什尼科夫^{[2 处]}。同一词也出现在德国集中营的语境:秘密警察单独看管的营区生活条件“好于劳动营”,却只是“实验室里被试验动物的富足生活”^[出处]。

在阿巴尔丘克所在的煤矿劳改营里,格罗斯曼写出劳改营的日常与社会秩序:凌晨五点点名,囚犯在探照灯、警犬吠声和汽笛声中涌向矿井;同样的汽笛回荡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科米、苏维埃港、科雷马、摩尔曼斯克北部和北哈萨克的劳改营上空,囚犯被征去采索里卡姆斯克的钾、巴尔喀什的铜、科雷马的镍和铅、库兹涅茨和萨哈林的煤,铺穿过永久冻土带的铁路、砍伐西伯利亚和北乌拉尔的森林^{[4 处]}。营里的实权掌握在刑事犯手里:采煤队队长佩列克列斯特、棚屋大组长萨罗科夫是“头面人物”,吃喝由队里的人孝敬,连老布尔什维克阿巴尔丘克走过他们的宴席也盼望被招呼一声^{[2 处]}。政治犯与刑事犯分属两个世界,刑事犯夜里用钉子杀死医士鲁宾,几十个人听见凶杀却谁也不抬头叫喊;格罗斯曼借阿巴尔丘克点出劳改营的驯顺:它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3 处]}。

营里的卫生所是另一个世界:走廊里弥漫着与棚屋不同的坏气味,堆着成捆的旧棉衣和担架,等着送去消毒;隔离室是木板墙小屋,两张铁床几乎挨在一起,收的一般是害了传染病或快要死的病人,死人要等医生来了才搬走,尸体就搁在邻床上^{[3 处]}。老布尔什维克马加尔便在这样的隔离室里度过临终时刻,夜里上吊自尽^[出处]。

与劳改营同属这一体系的是书中“流动人口”的处境:叶尔绍夫的父亲一九三〇年被划为富农,全家被迁往北乌拉尔,父亲在“奥格普”国营农场干活,母亲与两个姐妹在头三个冬天相继死于饥饿;叶尔绍夫探亲时沿路见到一道道集中营的铁丝网、棚屋、泥屋和高高的看守塔楼^{[2 处]}。史实上,集体化期间被划为“富农”的农民被成批迁往北方的特别移民村(спецпоселение),隶属内务部门管理,迁徙途中与最初的冬天死亡率极高,与劳改营(ИТЛ)同为古拉格体系的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一个从远东湖泊区劳改营系统获释的报社校对员向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描述了劳改营内部的情形:营里把囚犯分成几类——有的是做苦力的,有的是糊涂虫,有的是看守的狗腿;放出来的人都是身体太弱、快要死的。他说自己换过几十个劳改营,没遇到一个人是一九三七年被判十年没有通信自由的,“那些人又到哪儿去了呢,劳改营里反正没有”;刑事犯在营里处处占据领导地位,棚屋大组长、采伐队长都是刑事犯,政治犯丝毫无权。他讲到科雷马沼地上一种自杀的办法:不吃东西,一连几天只喝水,心脏有毛病的人就这样死于水肿,他们把这叫做“喝水”“开始喝水”。战争第一年,“中央”派了一个姓卡什科津的人到这类劳改营里去,布置杀害了好几万犯人^{[4 处]}。

在卢比扬卡的囚室里,曾主持过劳改营设计院的肃反干部卡茨涅林鲍肯向克雷莫夫系统讲述了他对这一体系的理论:劳改营世界正在吸收现代文明的技术手段——电力机车、推土机、涡轮机、飞机与无线电通讯、自动车床、选矿系统——发展速度超过铁丝网外的社会,却仍派不上众多学者专家的用场;营内秩序(刑事犯统治政治犯、外行领导内行)与营外的社会现实并非相反,而是“符合对称定律”。他由此断言,只要劳改营制度继续排除阻力发展下去,终将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监狱与自由的界线随之消灭,这是“理性”战胜“个人自由原则”的胜利^{[5 处]}。他还讲述了弗伦克尔的经历作为例证:这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实业家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罪名被囚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却因向斯大林提交调用囚犯劳动力的方案而成为国家保安机关中将^{[2 处]}。这段理论构成小说对劳动营的最后一次正面处理:它把劳改营从个别人物的遭遇提升为对整个国家体制的隐喻,呼应全书关于国家暴力与个人自由的核心论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