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时期

“自由主义时期”指十九世纪后半叶奥地利政治生活中由德裔自由派资产阶级主导的时代。1867 年十二月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后，自由派在帝国议会与维也纳市政中长期占优，主张法治、公民权利、世俗教育与自由贸易；1879 年前后皇帝转而倚重保守派与各民族联盟，自由主义在帝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这一时期的制度成果包括：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公民权利，每项义务有严格规定，司法趋向温和与人道，选举权逐步扩大^{[2 处]}。

茨威格用这一概念说明父系家族的政治起点：摩拉维亚的犹太人早已从正统教派分离，成为“进步”这一时代宗教的追随者，在自由主义时期选出自己最尊敬的议员进入国会；迁居维也纳后，他们以惊人速度适应了较高的文化生活^[出处]。正是自由主义所保障的稳定与财产权，为茨威格父母这一代犹太资产阶级的发迹提供了条件。自由主义还规定了教育的社会价值：茨威格回忆，在那个开明的时代，只有进入大学才算有“真正的价值”，上流家庭为让儿子获得博士头衔，不惜让他们在人文中学坐满国民小学五年加人文中学八年共十三年的“硬板凳”^[出处]。

茨威格把自由主义时期的议会回忆为一场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律师和农场主们仪表庄重、谈吐高雅，相信自己代表民众，却忘了自己只代表大城市里五万或十万个富裕的人；出于对自由主义的信仰，他们相信宽容和理性必定促进世界的进步^[出处]。他由此说明这一时代的限度：被误称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赋予了纳税的有产阶级，而机械化大生产把工人集中到工厂，群众组织起来要求权利；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一旦真正施行，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立刻显出脆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随之消失，利益与利益的激烈冲突开始了^[出处]。自由主义末年的另一重脆弱在 1897 年暴露：那个“讲人道、懦弱得可悲”的政府憎恨暴力、害怕流血，在德意志民族党驱使的大学生团面前退缩，总理下台、完全合法的巴德尼语言法令被撤销，野蛮暴力第一次在奥地利政治生活中取得胜利^[出处]。

自由主义对文学家的尊重在战争年代仍有余续：斯特凡·茨威格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德国、奥地利的几家大报上公开赞誉和平主义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介绍反战小说《火线》，审查当局原则上反对文人过问政治却并不害怕他们，因为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家极其尊重；他自述回顾当年悄悄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的文章时，不得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宽宏大量表示敬意^[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