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跨边界联络与前线之行

一战爆发后，茨威格与中立国瑞士的罗曼·罗兰书信往还；这批信后来或毁或失，茨威格视之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献。罗兰提议召集交战各国文化名人到瑞士开会，共同发表主张相互谅解的呼吁；茨威格负责试探德语世界，却处处碰壁：拉特瑙拒绝私下询问霍普特曼，称“现在还不是建立文艺界和平的时候”；托马斯·曼以一篇论腓特烈大帝的文章维护官方立场；里尔克同情却不公开活动；戴默尔在信上署名“戴默尔少尉”炫耀爱国。法国的情形同样艰难。 ^[出处]

孤立并不彻底。茨威格为德奥大报撰稿，在奥地利报刊上公开赞誉和平主义者贝尔塔·冯·苏特纳，并介绍巴比塞的反战小说《火线》，为通过审查特意强调“法国”步兵的痛苦；前线士兵的数百封来信表明他们同样清楚自己的命运。另一种办法是佯攻：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上以“反驳”为名，将茨威格的文章全文译载，使文章传到法国。1915年5月意大利对奥宣战、仇意浪潮高涨时，茨威格借波埃里奥回忆录撰文向意大利文化致敬；克罗齐后来说，部里不懂德语的职员曾误把敌国报纸上这篇点名文章当作攻击。 ^[出处]

茨威格自认这些努力没有影响事件进程，却帮助了自己和一些不知名的读者，缓解了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孤独与绝望。写作当时距此已二十五年，他感到同样的无力重演，甚至更害怕眼前的势力。他意识到小规模抗议无法卸下心头的负担，遂计划写一部表现自己对时代、人民与战争看法的作品。 ^[出处]

他当时已在办公室坐了近一年，未曾目睹战争；大报三次请他任随军记者，他因不愿承担歌颂式报道而拒绝，并立誓永不写一句赞美战争的话。1915年春德奥联军在塔尔努夫突破俄军防线、占领加利西亚后，军事档案馆请他前往新占领区收集俄军宣传品原件。他持一张可随意乘坐军用列车的通行证，以上士身份深入前线，常被误认为负有秘密使命的总参谋部官员，得以摆脱军事机关的限制自由观察。 ^[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