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

“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是茨威格对十九世纪欧洲市民道德的统称。他在《昨日的世界》中写道，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核心是把两性关系当作必须遮掩的事：婚姻以外的任何自由性爱都有悖于资产阶级伦理，性问题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处]。历史上，“维多利亚道德”原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位时期（1837–1901）以性保守和体面为特征的伦理风气；茨威格把它推及整个欧洲资产阶级，用来描述自己成长时代的性道德。

茨威格对这套道德的叙述围绕“隐瞒”展开。他说，那个时代虽不限制青年人过性生活，却要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进行；学校、家庭与公共场合形成默契，一切能引起性欲的杂念都被压制下去。社会的所有部门——学校、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时尚与风气——原则上都避免谈性，组成一个对外秘而不宣的“联合抵制阵线”；连科学也参与其中：生理学认为研究这类课题有失尊严，刑法学者讨论监狱人道主义时避开最本质的问题，神经科医生明知某些歇斯底里症状的原因也不敢说出真相。茨威格引弗洛伊德的著作说，弗洛伊德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也曾私下向他承认，自己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却从未敢公之于世^{[2 处]}。

茨威格把这种隐瞒的实质归结为一种男女不平等的“阴阳脸”道德：社会一面承认男子有性欲冲动、对年轻人的风流韵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家庭隐语善意地叫他们“圆滑一些”，一面又维护“女人圣洁”的观念，不承认女性也有肉欲。他说，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一个女人不可能有性的要求，男人也不许唤起它，只有结婚以后才被许可；这种约定被当作公理执行，可即便在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仍充满危险的色情“传染物”，维也纳尤甚，因此一个上流家庭的姑娘自出生到出嫁必须在“绝对消毒”的气氛中生活——由家庭女教师照料，上学、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读的每本书都要经过检查，终日被练钢琴、唱歌、绘画、外语、艺术史和文学史占满；结果是她受了“有教养”的教育，却对最自然的事情一无所知。他举一位姑妈为例：她在新婚之夜凌晨一点逃回娘家，骂丈夫是“疯子和妖魔”，只因为丈夫一本正经地要脱她的衣服^[出处]。

茨威格指出，这套道德最残酷地惩罚了遵守它的人。社会要求一个姑娘即使到了二十五岁或三十岁仍未结婚，也保持与年龄不相称的性盲状态；她们为家庭和名誉压制了对爱情与母性的需求，却被滑稽报刊当作“老处女”公开嘲讽——老版的散页画报或别的幽默刊物每期都在拿她们寻开心。他写道，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出处]。与此相对，社会对男子的性欲只能默认，只但愿他们的“不体面享乐”在神圣习俗的大墙之外进行：就像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街道、地下是泄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的性生活被赶进社会道德底下的“阴沟”里。同一套道德也靠卖淫维持门面：茨威格写道，卖淫构成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大厦阴暗地下室的顶棚”，其上竖立着纯洁、豪华、无瑕的门面^[出处]（见卖淫）。学校和家庭因过分谨慎而耽误了性启蒙，直到上世纪最后几年，才有思想开明的父亲请家庭医生向刚长出胡须的儿子谈性病的危险、劝他节制并注意安全；另一些父亲则干脆雇一个漂亮的使女来“教会”青年人这件事，这种公开露骨的启蒙方法始终为社会各界所唾弃^[出处]。

这种道德限制了当时的文学。茨威格说，十九世纪文学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作家写到卖淫必须加以美化，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狄更斯、萨克雷、戈特弗里德·凯勒、比昂逊的作品因此写的都是经过加工升华、温和适中的事情，只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他举出《包法利夫人》被法国一家法院判作淫书、左拉的小说被看作色情文学、托马斯·哈代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时代压制写实的例证^[出处]。

茨威格把时装视为这套道德的镜子：男人的高硬领、黑色燕尾服与大礼帽，女人的鲸须骨紧身衣、钟形大裙、高及下颌的衣领、长手套与层层包裹的发型，都旨在掩盖身体线条。他写道，这个“重道德”的时代的主要关心是掩盖和隐藏性爱，一个女人愈想成为真正的“女士”，就愈不该显出自然美；晚礼服复杂到必须由侍女和理发师帮忙才能穿上脱下，新娘的身材被包裹得让新郎在婚宴前无法预料^[出处]。

茨威格认为这种遮盖适得其反：男女在仪表上被人为拉开的差异，反而增强了异性之间的内在吸引力，即性爱变得更加强烈。举止仪表被划成两极，男子被要求豪爽、好斗、具有骑士风度，女子则要羞怯、腼腆、小心谨慎，男人像猎手，女人像猎物。社会把“正派作风”看得随时处于危险之中，每个姿态、每句话都可能失体面，语言也受到过滤——女子连“裤子”一词都不便启齿，须用“下装”或专门为避讳发明的“难以启齿之物”代替。异性青年结伴出游必须有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形影不离地监护；女子即使盛夏打网球也不能裸露双臂，坐船要穿沉重的衣服，寄宿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姑娘须从脖颈包到脚后跟，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长长的白衬衫。茨威格说，从社会最上层到最底层，人们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害怕一切肉体和自然^[出处]。

越是禁止，社会越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被禁的东西上。茨威格列举当时被看作伤风败俗的“革新”：妇女骑自行车或像男人一样跨鞍骑马，农民向她们扔石头；维也纳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跳舞不穿长袜，成为维也纳报纸连篇累牍的讨论话题；伊莎多拉·邓肯第一次穿古希腊式短袖及膝白衣、赤脚跳舞，引起轩然大波。被压制的好奇心转而寻找地下的、多半不干净的出路——栅栏和厕所涂满下流字画，游泳池女子区的木板壁被人凿出偷窥的洞；酒肆饭店里有人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体照片，粗制滥造的色情书刊与淫秽杂志销路甚好；属于严肃艺术的有城堡剧院（书中亦称皇家剧院），以表现高贵的思想和如雪的纯洁为宗旨，此外还有专门演出粗俗下流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他由此断言，在假正经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比后来享有自由恋爱的一代更好色，越是禁止的东西越刺激欲望^[出处]。

这套道德所禁的性生活并没有消失，而是被组织成一个庞大的地下行业（维也纳的卖淫业）。茨威格写道，维也纳的卖淫大军像一支军队一样分成不同兵种：固定街区的妓女如同要塞炮兵，占据当局开辟的色情市场；流动的“游动的姑娘”在警方划定的无形界线内沿街拉客；更隐蔽的妓院则备有假冒豪华的沙龙、秘密入口和专用楼梯，供社会最上层甚至宫廷人物光顾，姑娘们由老鸨供给衣饰和膳宿，却背上永远还不清的债，成了老鸨的俘虏^{[2 处]}。茨威格指出，恰恰是这个维护妇女纯洁、连姑娘骑自行车都要愤怒斥责的世界，允许这种可怕的卖身存在，甚至组织、统管这个行业并从中渔利^[出处]。这一地下世界的代价落在青年身上：性病在当时远比后来流行且危险，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因性病丧命，医院却几乎毫无办法，患者要忍受涂水银数周、牙齿脱落的治疗，有人一旦被诊断便拔枪自杀；茨威格自述记得学生时代的同伴中，有担心自己得了梅毒的，有因要求堕胎被敲诈的，有背着家人治病却没有钱的，还有为女招待留下的孩子付不起赡养费的^[出处]。

对青年来说，这套道德的结果是培养出说谎与不信任而非道德。茨威格自述，五十个中学生里总有一个会在阴暗的小胡同碰上老师干有伤风化的事，也总会从邻舍那里偷听到谁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社会压力在他心中激起的只是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从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他就本能地感到，那种不诚实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夺走了本该属于这个年龄的东西^[出处]。

茨威格把这种压制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说相对照：弗洛伊德证明，有意识地压抑自然的性冲动根本不可能，不过是迫使它进入危险的潜意识；整个十九世纪却囿于一种妄想，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冲动就越会缓和。他自述自己正是在这种“不健康、令人窒息而又夹杂着浓郁香味”的空气中、在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出处]。他写作此书时认为，两性关系已因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学说、体育运动和青年一代的独立自主等因素，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巨大变化^[出处]。

茨威格把这套道德的瓦解，放进代际对比中理解。他自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交谈时，几乎要强迫对方相信自己这一代并无更优越的条件：就公民自由而言，他的同代人享有更多——没有兵役和劳役，可以专心于艺术与精神爱好，旅行无须护照，没有人检查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生活更富世界主义色彩；但社会风尚给他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他引弗里德里希·黑贝尔的格言“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说明没有哪一代人能两全^[出处]。他眼中的战后一代恰好相反：国家限制增多，社会风尚却解除了两性禁忌，男女学生一起学习、运动、滑雪，在同一个游泳池里比赛，两人同乘小轿车兜风，无须父母、姑姨和老师的监护，也不必为爱情寻找僻静之处或向任何人说谎，可以如实地表达自然感情和欲望；他自述感到自己与这一代人的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并把这股解放与妇女形象的变化相连——妇女举止不再受限制以来，走起路来腰挺得笔直、眼睛明亮、谈吐自然，在他眼里更加漂亮了^[出处]。他也并未否定旧时代的情欲经验：他和同代人把爱情看得十分宝贵，认为羞涩与腼腆引起的秘密心理压抑最迷人、能产生些许温存，忌讳造成的恐惧反而带来莫名的乐趣^[出处]。

《包法利夫人》一案与茨威格的表述略有出入：一八五七年，福楼拜及其出版人确因小说“伤风败俗”在巴黎受审，但最终被宣告无罪，小说并未被禁止发行。茨威格把这一案件当作时代压制写实的例证，其整体氛围的概括与史实相符，具体判词则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