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同化

犹太人的同化指欧洲犹太人在获得公民身份后融入所在社会文化的进程。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把同化视为十九世纪犹太资产阶级的普遍命运：发家致富之后，家族成员通过追求知识、进入知识界，摆脱“只知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获得普遍的人性^[出处]。

茨威格承认这个过程包含内在矛盾：一个犹太“名门”世家既适应一种文化又兼容其他文化，以摆脱犹太人社区遗留的狭隘和小气；而知识分子人数的猛增最终刺激了反犹主义，给犹太民族带来灾难^[出处]。这条线索贯穿全书，从太平世界中犹太资产阶级的成功融入，通向纳粹统治下的灭顶之灾。

茨威格把同化视为犹太人“内心深处的需要”，而不只是对外的保护：他们渴望有自己的国家，渴望安宁、养息与安全，渴望消除外来者的陌生感，因而主动与周围环境的文化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除十五世纪以来的西班牙，没有哪个国家比奥地利做得更出色——犹太人在维也纳定居二百多年，遇到的是一群外表放荡不拘小节、内心却追求精神与美的价值的居民^[出处]。融入的方式之一是把热爱维也纳艺术当作成为真正维也纳人的条件；反犹时期那座找不到编剧、演员与观众的“民族剧院”数月即败，被茨威格引为这一同化的证明^[出处]。

这种融入在茨威格笔下是心甘情愿的归属：犹太艺术家出于对这座城市的热爱和入乡随俗的愿望，使自己完全适应环境，认为为奥地利服务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是自己的“世界使命”；在他们身上，几百年以来本无目标的文化追求与当地传统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生机^[出处]。

这条同化路线在茨威格的叙述中并非无人挑战。他把《犹太国》的出版写成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同化信念受到冲击的时刻：面对西奥多·赫茨尔“同化行不通、应在巴勒斯坦建国”的主张，这个把“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说德语而非希伯来语当作安身立命之本的阶层感到震惊和恼怒，认为赫茨尔是把把柄交给“凶恶的敌人”^[出处]。在茨威格笔下，赫茨尔正是从德雷福斯事件中得出相反结论的人：既然同化不能阻止一个犹太军官被当作叛徒当众羞辱，就必须自己建立一个祖国^[出处]。

东西方犹太人的隔阂在茨威格笔下也有过亲身的跨越：他在柏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东方犹太人——画家埃·莫·利林，自述从他身上了解到此前不明的“犹太人的精神力量和犹太人顽强的信仰”^[出处]。

这条对同化与法治的信任，在《昨日的世界》里延伸到希特勒上台的时刻。茨威格写道，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没有感到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执行雅各宾派的激进政策，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理所当然地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何况宪法与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监督着他，每个公民都按宪法行使自由平等的权利，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出处]。这种把国家法治当作最后屏障的信念，随后被国会纵火案、集中营和纳粹焚书逐一击破。

同化的终点因此是一桩悖论。茨威格在流亡中写道，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不再说那古老的共同语言，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融化在周围的各个民族里，成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早已不再是犹太人”了；可是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又有人把这种他们自己都觉得已不存在的共性重新强加于他们——他们像街上的垃圾一样被扫在一起、赶到一起，其中既有柏林的银行经理和犹太教堂的执事，也有罗马尼亚的马车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