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狂热

“战争狂热”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1914 年 7 月底至 8 月）欧洲各大国首都出现的庆祝战争的情绪，德语史学界称之为“八月体验”（Augusterlebnis），英语学界常称“1914 年的精神”（Spirit of 1914）。当时各国城市的广场聚集欢呼的人群，志愿入伍者踊跃，政党与工会的既有分歧在“举国一致”的口号下暂时搁置。史学界对其范围与真实程度一直有争论：研究者指出，狂热的人群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与受过教育的青年，工人阶级和乡村的态度往往冷淡、疑虑甚至恐惧，热情随战争伤亡与物资匮乏迅速消退，所谓举国同心的景象很大程度是战争宣传与后世记忆共同塑造的。

斯特凡·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记载了维也纳的这一幕。一九一四年七月末，他乘最后一班列车从比利时经德国回到维也纳，看到每个车站都张贴着宣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列车上装满了刚入伍的新兵，音乐声震耳欲聋；他发现维也纳全城都在发疯，人们从对战争最初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出处]。他同时写道，其实谁也不愿意打仗，人民不要战争，政府也不要——这次战争原本是外交家们虚张声势和讹诈的一种手段，但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意图，弄假成真^[出处]。他特别描写了在满街旗帜、标语和音乐中行军的年轻新兵：他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平时不会有人对他们表示尊敬和庆贺，而现在却满怀胜利信心地受到全城欢迎^[出处]。这段记述既呈现了战争狂热如何在维也纳降临，也保留了“民众本不想要战争”这一与狂热景象并存的判断，与后世史家对战争热情仅限于部分阶层的分析可以相互参看。

茨威格对德语世界知识界的战争狂热记述得尤为突出。他自述当时几乎所有德语作家——以盖尔哈特·霍普特曼和理查德·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都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把战争、胜利、苦难和死亡写成押韵诗，发誓再不与法国人或英国人进行文化合作，甚至一夜之间拒不承认历史上存在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哲学家把战争解释成振奋涣散民众的“洗礼”，医生夸耀整形术把假腿说得比真腿还灵活，教士也加入这场大合唱，而这些人在一周或一个月前还是理智、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出处]。茨威格称这种疯狂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其中多数人是诚实正直的——他们因年事已高或体弱不能服役，诚心自认有责任用语言为人民效劳——却在为战争呐喊时背叛了作家作为“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的使命^[出处]。他把恩斯特·利骚看作这种“天真而荒唐”的狂热中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出处]。

茨威格把这股情绪拆解成几种成分：牺牲精神与酒精、冒险的乐趣与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与爱国主义言辞的魔力混在一起，使千百万人甘愿被卷入战争^[出处]。他接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分析，认为其中还有一种更深的力量——人从日常秩序中被拉出来后，潜藏的原始欲望和嗜血本能浮上表面，弗洛伊德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出处]。在他看来，这种狂热的前提是民众对权威的信任与对战争的陌生：没有人敢设想八十四岁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会在没有敌人进犯时号召流血，外交家被认为一直在为和平奔走，因此战争只能是卑鄙敌人的“突然袭击”，本国只是自卫^[出处]；民众记忆中的上一场“真正的”战争还是 1866 年对普鲁士的速决战，教科书与美术馆提供的战争形象是穿闪亮盔甲、举长矛的骑士，新兵于是高喊“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出处]。

茨威格把这股狂热与一九三九年的动员相对照：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欢呼，只严肃、坚决而听天由命地服从，因为凡尔赛外交的失信与《慕尼黑协定》“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的许诺已使他们不再信任任何政治家——一个最普通的法国修路工人可以公开讥讽达拉第，英国人也不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也因为上一次战争的经验让他们知道战争意味着战壕、炮击、轰炸平民，以及随之而来的饥馑、货币贬值与公民自由丧失，而不是浪漫的骑士冲锋^{[3 处]}。他由此把一九一四年的狂热限定为一种只在特定条件下才可能的集体情绪：它依赖对权威的信任和对战争的浪漫无知，而这两者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中已经消失^{[2 处]}。他还指出两次战争的性质差异：一九三九年的战争关系到自由，具有思想意义，因而使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什么，只是一种梦想建立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世界的幻想——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人们才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出处]。

茨威格还把一九一四年与一九三九年的舆论状况相对照，以凸显这股狂热的时代性：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点优于第二次——当时的舆论尚有力量，尚未被有组织的谎言即“宣传”扼杀，诗人、作家主动发表的宣言比政治家的演说影响大上千倍。一首像《对英国的仇恨歌》那样的诗、一份九十三人宣言、一篇超脱于混战之上的八页文章乃至亨利·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在当时都能成为大事；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任何一个作家的观点还能起作用，也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枪杀伊迪丝·卡维尔护士与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这类暴行在当年激起全世界的愤怒，使德国所受的打击比输掉一次战役还沉重；他认为，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反人道主义变成法律，这种义愤已不再可能出现^[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