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巴黎是法国首都，塞纳河畔的城市。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称其为“永葆青春的城市”：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把在巴黎长住一年当作献给自己的礼物，自述早年间两次匆匆到访之后，在巴黎住上一年会让人一辈子怀着莫大的幸福回忆这段时光，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样使人焕发青春活力^[出处]。

茨威格二十岁那年第一次到巴黎作短暂停留，下火车便直奔拉丁区，第一晚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怀着敬意请人指认保尔·魏尔伦坐过的座位和他醉后用手杖敲打的大理石桌，还喝了一杯苦艾酒^[出处]。二十五岁时他重返巴黎寻找永久住所，先后考察过香榭丽舍大道、聚集着巴尔干富人的和平咖啡馆周围，以及圣絮尔比斯教堂四周的清静区域，最终在皇家宫殿的走廊下发现一座已改为旅馆的显贵宫邸，入住面向花园的房间，自称由此住进了“巴黎的心脏”^[出处]。他称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最隐蔽之处，只有通过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出处]。

茨威格把巴黎回忆为一座自由与平等的城市，并把这种气氛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觉得自己与雇主一样都是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咖啡馆服务员可以与穿金丝边军服的将军握手，住在同一楼道的小市民太太与妓女在楼梯上闲聊，孩子们还向后者送花；富有的诺曼底农民穿着笨重的鞋子、抹着厚厚的头油走进玛德莲教堂附近的拉律饭店，服务员以招待部长或阁下的同样礼节周到地伺候他们。他写道，巴黎只知道对立的事物可以并存，不知道什么上等和下等^[出处]。他称谁要真正爱上巴黎，首先要好好认识柏林：在德国，军官的妻子不愿同教师的妻子来往，教师的妻子不同商人的妻子来往，商人的妻子不同工人的妻子来往；而在巴黎，民族、阶级和出身不被当作交往的障碍^[出处]。

茨威格还回忆了巴黎日常生活的面貌：从备有二三百法郎名酒和马伦哥、滑铁卢时代白兰地的豪华餐厅，到拉丁区花几个硬币即可吃上卤汁煎牛排和棍形面包的大学生餐厅；大学生的扁平帽、画家的宽边大礼帽与黑丝绒茄克、工人的蓝色上衣在林荫大道上各按所好地混处；除七月十四日国庆日外，午夜过后大街上总有青年男女跳舞，警察在一旁笑着观望。他称东游西逛是巴黎生活的必修课：在旧书店看一刻钟书店主不会抱怨，可以在德鲁奥特饭店靠拍卖旧物过活，也可以坐在咖啡馆露台上用免费信纸写信，听小贩兜售过时的小商品；春天里年轻姑娘戴着一个硬币买来的紫罗兰花环^[出处]。

第二次居留期间，茨威格自述与莱昂·巴扎尔热特的友谊最为深厚；由于与埃米尔·维尔哈伦的密切往来，他每周两次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从而避开了外国人在多姆咖啡馆一类地方聚会的国际圈子，转而结识住在市中心的本地画家和诗人——他参观过雷诺阿的工作室，并记述了那些靠法国文人的闲差维持生计、用手写稿纸度日的作家：保尔·克洛岱尔、夏尔·贝玑、罗曼·罗兰、安德烈·絮阿雷斯、保尔·瓦莱里，他们的名字在数十年里只有极少数文学中坚分子知道^[出处]。

茨威格还记述了巴黎住房与旅馆的巴黎的门房制度——大门不设门锁，由门房按电钮开门，夜里在床边代客人开门，进门须通报姓名——并自述因这一制度在住所遭了一次小偷^[出处]。失窃事件本身很快了结：他自己提着找回的箱子把小偷送到了警察局。但余波带给他另一层对巴黎的体验。第二天报上刊出一篇任意发挥的“浪漫主义杰作”，以新闻记者的技巧把失窃写成外国阔佬在市中心旅馆的奇闻：他的信用存折一夜之间由两千法郎变成两万法郎，丢失的衣物被写成“无法补偿”的珍宝，破案被归功于警长“非凡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而这名警长其实始终没有离开写字台——他却借此为自己捞取了宣传资本^[出处]。同时，他宽恕小偷一事伤害了巴黎小市民的道德观：旅馆里的人、整条小巷乃至全区的人都对他冷眼相向，房东太太不再理他，信件莫名丢失，往常欢迎他的烟店也换了面孔；他最后只好带着失而复得的箱子离开旅馆，“好像我自己犯了什么罪似的”^[出处]。茨威格称，这两件事让他开始了解法国人的心理。

茨威格写下这些回忆时已流亡海外。他把 1940 年 6 月德军占领巴黎——卐字旗在埃菲尔铁塔上飘扬、冲锋队穿过香榭丽舍大道——称作对一座城市的侮辱，自述任何自身的不幸都没有像这座城市的遭遇那样使他震动和沮丧^[出处]。他也借此宣告，整个欧洲在此后数十年内都不会重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种安定的局面；战前的意大利人、奥地利人、俄罗斯人、德国人、西班牙人，都被“国家”这个凶恶的饕餮从骨髓和内心吸吮掉自由与欢乐^[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