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与天才

偶然与天才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尾声第一部开篇批判的一对历史解释范畴。作者先摆出史学成说——历史事件之所以如此发生，是因为“偶然造时势，天才利用了它”——然后断言这两个词并不表示任何实际存在的东西，因而无法下定义；它们只表示对现象的一定程度的理解：不知道某种现象为何发生，便称之为偶然；看见一股力量产生出与人类固有本性不相称的行为而说不出道理，便称之为天才。^{[2 处]}

作者以羊群中的公羊作比说明这两个概念的虚妄：一只公羊每晚被牧羊人赶进单独圈里加喂燕麦，长得比别的羊肥一倍，在羊群眼里仿佛是个天才；恰是这使它被养肥、最终作为肉羊被屠宰。羊群只要不再以为所遇一切都为它们的群体目的而设，承认事件可能有它们所不了解的目的，就会看出这只公羊遭遇的前后连贯与统一，不再需要偶然与天才这两个概念。^{[2 处]}

作者由此提出正面主张：放弃探求眼前的、容易理解的目的，承认最终目的是人所不能知道的，就能看出历史人物生活的一贯性和合理性，发现他们那些“不合人类本性”的行为的原因，因而无须再借助偶然与天才。他援引本世纪初欧洲历次战争——起初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非洲、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俄国发生的屠杀，以及自西而东、自东而西的军事行动——断言这些事件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和目的；既如此，既不必在拿破仑一世与亚历山大一世的性格中寻找独有的特点和天才，也不须以偶然解释造就这些人物的那些小事，那些小事同样是必然的。^{[2 处]}

作者以植物为喻收束这一节：正如想不出另一种植物可能长出比它本身更合适的花朵和种籽，也想不出另外两个各有经历的人，比拿破仑和亚历山大更合适来完成他们各自所完成的使命，而且完成得那么细致和彻底。^[出处]

这一段论说是历史的微分所论全书历史哲学在结尾处的延续，针对十九世纪以“伟大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批判以英雄个人的意志与品质解释历史的写法，把历史进程归于无数个人行动汇成的必然。

作者随即把这一批判落到拿破仑一世的整段生涯上：以欧洲民众自西而东、又自东而西的黩武活动为“本世纪初叶欧洲的一个重大事实”，把拿破仑写成这场运动的祸首与辩护者——一个靠无数偶然与别人的懦弱爬上高位、又在运动转向时被抛弃的历史傀儡。^{[2 处]}

尾声随即把同一论证推向终点：各国人民的运动在各自的岸边停息、外交家们跟着漩涡打转，一股从巴黎发源的回流结束了这个时代的军事活动；拿破仑这出戏收场、演员奉命卸装，舞台监督把演员指给观众看——“请看，你们相信的是什么吧！这就是他！过去调动你们的感情的不是他，而是我”——但被运动的力量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很久不了解这一点。^{[4 处]}叙述者随即转向亚历山大一世——这个领导自东而西相反运动的“挡住别人”的人物，其生活显示出更大的连贯性和必然性：全民战争期间他无所作为，因为不需要他；全面欧战的必然性一出现，他就在应有的地位上出头露面，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领导它们奔向目的地。^{[2 处]}目的达到、一八一五年最后一场战争之后，亚历山大处在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权力顶峰，却感觉上帝的手在支配他，认为这种虚幻的权力渺小而微不足道，于是厌弃它、把它交给他所藐视的小人。^{[2 处]}

作者最后以蜜蜂为喻总结全书的历史目的论：正像太阳和太空的每个原子都是自身完备的球形体，人人都有各自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又为人类所无法了解的总目的服务。蜜蜂螫小孩、吸花蜜、采粉回巢、传粉、帮助植物迁移，养蜂人、植物学家、考察植物迁移的人各自从自己的角度解释蜜蜂的目的，但蜜蜂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人类智慧所能揭示的任何一种——人类在揭示这些目的上智慧越高，最终目的的不可理解就越明显；对历史人物和各族人民的目的，也应当这样看。^{[3 处]}这一节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归结为各人自身的目的与人所不解的总目的的合一，为历史的微分所论历史哲学在尾声第一部作了一次收束；全书的历史哲学随后在尾声第二部继续推向终点（见历史哲学、意志自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