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山战争

黑山战争指1876年黑山(门的内哥罗)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战争,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的一环。黑山于1862年对土耳其作战失败后受苏丹统治,反抗从未停止;1876年黑山奋起抵抗,起义者联合组成部队,在山上打游击战^[出处]。同年塞尔维亚对土耳其宣战、保加利亚也爆发起义,斯拉夫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的“斯拉夫问题”是1870年代最现实的政治议题之一,俄国的斯拉夫委员会向南方斯拉夫人输送捐款与志愿兵,许多俄国人志愿参战,次年(1877)4月俄国终于对土耳其宣战^{[2 处]}。莫斯科学界的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自称是这一问题的倡导者之一:在自己刚出版的学术著作反响冷淡之际,他全身投入这场运动,认定这是社会各阶层同仇敌忾、日益高涨的“民族精神”的表现,是一桩划时代的事件,尽管他也看出不少参与者别有自私自吹的目的、报刊多有夸大其词^{[3 处]}。

小说里,卡塔瓦索夫在列文面前以“你觉得黑山人怎么样?他们生来就是武士”开场,向他转述最近的消息;随后彼得堡要人们对最近事件的看法莫衷一是,连沙皇和某位部长说过什么,梅特罗夫引来的官方消息与卡塔瓦索夫听来的都完全不同^{[3 处]}。临近收束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在火车站仍以“这些黑山人,真是好汉!”应和着时局^[出处]。

小说也呈现了志愿兵运动本身混杂的一面,与科兹内舍夫等人的高蹈论调形成对照:同去塞尔维亚的一节车厢里,一个不满二十二岁便挥霍尽家产、醉醺醺自吹自擂的莫斯科富商,一个样样都干过、爱用术语的退伍近卫军官,一个谦逊沉静、坦言“人人都去呢”的年轻炮兵,共处一室;沿途车站仍有合唱队高唱《斯拉夫西亚》、妇女献花募捐迎送,但一位参加过两次战役的老军官私下认定这些人不像好兵士,却因当下的社会舆论而不敢公开质疑志愿兵;沿途城市的欢迎场面也渐次冷淡下去,大城市车站上歌声、募捐箱与献花依旧,但已比莫斯科差得多^{[6 处]}。

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弗龙斯基赴塞尔维亚参战,则代表了志愿兵运动更私人的一面:他并非出于科兹内舍夫式的“民族精神”信念,而是在情人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自己一度精神失常之后,经好友亚什温劝说,把这场战争当作走出悲痛、使自己振作起来的出路;他的母亲弗龙斯基伯爵夫人也把此行称作“天赐的拯救”^{[2 处]}。

到了波克罗夫斯科耶,弗龙斯基搭车赴塞尔维亚一事引出一场午餐桌上的正面交锋。卡塔瓦索夫转述车站见闻挑起话头,谢尔巴茨基老公爵追问是谁向土耳其人宣战、志愿兵到底在同谁打仗;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答以“没有人宣战过,是人民同情受苦难的邻邦,想要支援他们”,并把这场运动比作街头见义勇为——见醉汉打妇孺不会先想有没有宣战、扑上去救人才是本能^{[3 处]}。列文与老公爵一样,都承认自己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却感觉不到这股全民情绪;老公爵说自己在国外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成了怪物,直到听说除他之外别人也不关心斯拉夫弟兄才放心^{[3 处]}。争论的焦点落在“人民的意志”是否存在、能否凭教堂募捐和志愿兵人数来证明:科兹内舍夫认定成千上万自愿捐款、亲赴前线的人是“人民中最优秀的代表”,列文则反驳说“人民”一词含混不清,八千万人中除了文书、教师与少数农民,大多数人像在场的养蜂老人米哈伊雷奇一样,对这场战争毫不知情、也毫无意愿要表示意志——问他对战争的看法,他只答“何必要我们来想?皇上都替我们考虑到了”,把这一整套辩论晾在一边^{[3 处]}。

科兹内舍夫“舆论一致即民族精神自发涌现”的论调,在小说末尾也遭到直接质疑。岳父老公爵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挖苦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蛙鸣,又拿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刚谋得一个每年八千卢布干薪的闲差为例,说报刊鼓吹开战、编辑们的收入也会随之加倍,主张让鼓吹战争的人自己上前线冲锋陷阵^{[4 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则从他新近悟得的信仰出发反对哥哥:人民流血是为了灵魂而非杀人,而几百个夸夸其谈的志愿兵与几十个自称代表民意的报人,并无权力宣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真实的意志;人民和他一样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只知道各人应遵循展现在自己面前的善的法则,因此不该为任何目的鼓吹战争^{[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