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共产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指苏俄在国内战争期间(约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一年)推行的一整套经济政策:工业普遍国有化、余粮征集制、燃料与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私营商业贸易原则上被取缔。其目的是在战争条件下集中资源保障红军供给与城市生存,但也导致生产大幅萎缩、黑市交易屡禁不止,最终于一九二一年被新经济政策取代。

书中未直接点出“战时共产主义”一词,但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桑杰维亚托夫在开往瓦雷金诺的火车上对这一时期的描述与之相符:企业名义上已收归国有,燃料划归市苏维埃、畜力运输划归省国民经委会,但因国有调拨体系未能真正运转,未了的契约、未完成的财贸手续与未还清的债务仍大量存在,私下的经营与交换实际上仍在延续。他将此归结为“理论和实际还合不上”的“过渡时期”特色,并自称是这种脱节中靠精明经营谋生的人。^{[2 处]}

这一说法与史实中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地方黑市、灰色经营长期与国有化并存的现象基本吻合,是小说对政策执行与基层实际之间落差的直接呈现。

余粮征集制在地方执行中的强制性,亦见于一九二〇年春尤里亚金易手红军后张贴的布告:一则声称本市粮食储备充足、系资产阶级藏匿粮食以破坏分配秩序,结语为“凡被发现贮藏及隐匿粮食者,就地枪决”;另有布告要求军人缴出武器,未缴出或未持新许可证者依法严惩。这类布告与要求居民凭费领取“工作手册”的规定并列张贴,共同构成内战期间地方苏维埃对粮食、武器与劳动力的全面管控。^{[4 处]}

同一批张贴物中还包括《对有产阶级实施征用与课税办法》《工人监督》《工厂委员会》等法令,与白军占据该城前施行的规定几乎重复;夹带的一份报告则指地方组织在饥荒面前无所作为、投机倒把猖獗,要求对尤里亚金贸易货栈及尤里亚金—拉兹维利耶、拉兹维利耶—雷巴尔克两段地区实施大规模搜查,对投机倒把者实行包括就地枪决在内的镇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读后觉得,粮食、有产者与投机倒把者早已在此前一轮轮法令中被宣告消灭或取消,此刻却仍是行政话语反复谈论的对象——这一细节呈现了内战末期地方治理中法令话语与实际状况持续脱节的一面。^{[3 处]}

尤里亚金并入苏俄后不久,地方粮食储备即被大批转运至莫斯科,邮政与客运一度全部中断,列车悉数用于运粮,当地反因此陷入新的粮荒,城中怨声与此前(一九一九年底)高尔察克政权治下引发盖伊达起义前的骚动情形相似,肃反委员会对不满情绪的反应也同样严厉。与粮食统一调拨并行的还有货币的更迭:高尔察克政权治下曾通用的西伯利亚纸币在苏维埃政权重掌该地后不久即被废止;此前当地长期处于近乎无货币流通的状态,此后原沙俄金库运来整列车厢(据称不下四十节)的新钞,面额以百万计,分蓝(五百万卢布)、红(一千万卢布)两色、印工粗糙,是内战末期苏俄恶性通货膨胀在地方上的直接体现。^{[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