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流亡（Exil）指纳粹统治下德国与奥地利的犹太人和知识分子被迫离开祖国、寄居异国的普遍处境，也特指茨威格本人 1934 年离国后在英国与南美度过的晚年阶段，是《昨日的世界》后半的核心主题。1934 年 2 月，因政治动荡中的骚扰，茨威格离开萨尔茨堡移居伦敦，此后以外国侨民身份在异国生活。1938 年德奥合并后奥地利国家不复存在，他失去奥地利国籍，只从英国当局取得一张无国籍者的身份证件（“白卡”），此后旅行须逐次提出特别申请^[出处]。1939 年 9 月战争爆发后，在英国的奥地利人被视同德国人，茨威格也随之成了“敌邦的外国人”。1940 年他离开欧洲前往美国，1941 年移居巴西佩特罗波利斯。1942 年 2 月，他与第二任妻子洛特·阿尔特曼在佩特罗波利斯一同服用过量巴比妥类药物自尽。

《昨日的世界》把流亡描述为一种破坏“人的生活本身的平衡”的处境：失去立足之地便没有主心骨，连自己也不信任，主体的自我与客体的自我相分离^[出处]。茨威格回忆，自己在五十八岁失去护照时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出处]。

流亡者与收留他们的国家之间还有一道内心的隔阂。慕尼黑协定之后，茨威格感到自己与英国人“在内心产生了隔阂”：英国人相信“说出的话就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认为凭理智和人性可以同希特勒谈判下去，甚至希望那个狂人先对付别的国家——“最好针对俄国”；而已经受过驱逐与迫害的流亡者清楚最可怕的事必将发生，双方“说的话就不一样”^[出处]。茨威格写道，自己在英国依然带着破碎的心和敏锐的目光预见危险，但作为被收留的客人，已不能再向主人提出警告^[出处]。

流亡还是一种彼此不识者的集体命运。1939 年夏，慕尼黑协定带来的和平幻觉已经破灭，茨威格写道，被驱逐到一起的犹太人互不相识，语言、思想、贫富与职业各不相同，却必须一起逃亡，没有人能回答“我为什么要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要一起逃亡”^[出处]。

流亡处境在战争爆发的一刻集中显现。1939 年 9 月 1 日，茨威格与未婚妻在英国巴斯办理结婚登记时，官员因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而中止登记，理由是双方已成为“敌对的外国人”，能否在此情形下完婚尚待伦敦方面批复^{[2 处]}。两天后英国对德宣战。茨威格记述，自己此前已因固执与疲惫而拒绝再度逃难，选择留在英国；宣战当日，他形容自己“感到了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半生致力于欧洲和平统一与人性团结的信念，在这个最需要团结的时刻，因流亡者身份而无能为力^[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