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伦敦是英国的首都，也是英国的政治、金融与文化中心。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在巴黎失窃事件余波未平之时来到这里，本打算逗留两三个月。他自述把访问英国看作一种义务：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沿着这个国家的轨道运转，不了解英国就无法理解它的力量对世界的影响；他同时也希望通过大量会话和社交练习自己生硬的英语^[出处]。

茨威格把从巴黎到伦敦的感受比作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走进阴凉之中——初到伦敦冷得发抖，眼睛和感官要过一阵才适应。他自述始终没能与那里的生活环境从内心里打成一片：早餐与公寓里的谈话围绕宫廷、体育和社交聚会展开，政治话题他完全插不上嘴，英国绅士只称名字不喊姓，马车夫说的伦敦底层土话他也听不懂。他试着去教堂听传教士的措辞、旁听法庭审理、到剧院听标准的英语，英语却始终没有流利起来；在伦敦十分之九的时间，他消磨在自己的房间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度过^[出处]。

尽管茨威格自述没有真正进入伦敦的文学界，他还是在文学圈内有了几次接触。他经阿瑟·西蒙斯得到威廉·巴特勒·叶芝的邀请，参加了叶芝那场点燃祭坛蜡烛、身穿黑袍朗诵的诗歌晚会；在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他又发现了威廉·布莱克的彩色插图书，自称从此一连几个星期发掘这位“孤独的、有争议的天才”，并买下布莱克的铅笔画《约翰王》，这幅画在此后三十年里一直陪伴着他^{[2 处]}。

他自述起初以大学生式的责任感跑遍导游手册上的游览点，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到英国国会，学着喝英国淡啤酒、改抽烟斗，却既没有真正接触社交界，也没有进入文学界；走进一家俱乐部，只感到软厚安乐椅上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氛围。他后来反省，自己在伦敦犯的错误是没有找一份工作——商店见习生或报社秘书之类——借以了解英国人的生活；真正对英国的实际概念，是若干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得到的^[出处]。

约三十年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茨威格在离萨尔茨堡的途中重访伦敦。他自述这次到来正逢他经过战争和战后紧张年代后渴求安宁的年纪，伦敦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舒适：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的爱好上，社会生活里诚实、礼貌的水平较高，与因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的祖国形成对照，他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出处]。促使他留下来的是在大英博物馆公共阅览室里看到的一份处死苏格兰女王的手写报告——他由此开始查证并写作玛丽·斯图亚特的传记^[出处]。

1934 年 2 月底，茨威格从维多利亚车站下车，开始在这座城市定居，直到 1940 年。他自述头几年多少有些流亡的感觉：奥地利尚在、他仍是持有奥地利护照的公民，但纳粹的渗透已使他感到“失去祖国”的处境正在开始^[出处]。他租下一套只够放两个书橱和一张写字台的小公寓，自述生活无意中变成了临时性的^[出处]；在整个定居时期，他断绝社交、避开一切公共场所，不发表任何谈论时局的文章，把英国人对希特勒的轻信看作被宣传蒙蔽——他自述英国无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之墙的一块基石，把它挖掉，全欧洲必然垮台^[出处]。

在这些年里，伦敦也成为逃离纳粹的犹太人的落脚点。茨威格在旅行社看到挤满的犹太逃难者，他们愿意去北极、撒哈拉、海地或上海，只要能离开欧洲^[出处]；流亡至此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住在伦敦郊区的住宅里，一年后在这里去世^[出处]。

一九三九年夏天，慕尼黑协定的和平幻想破灭后，伦敦再度进入备战：浅色的防空气球在伦敦上空飘浮，看起来像孩子玩的大灰象玩具，人们重新修筑防空掩体、仔细检查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与一年前不同，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老实和轻信的老百姓，而是坚决的、愤怒的人民^[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