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柏林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位于施普雷河畔，在《昨日的世界》中是斯特凡·茨威格大学时代的第二处求学地。茨威格把世纪之交的柏林描写为一座凭借新财富迅速崛起、却缺乏文化传统的城市，与守旧的维也纳形成对照。

柏林原是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1870 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国都后骤然繁华。茨威格指出，文化艺术中心当时并不在柏林：慕尼黑因本地画家与诗人众多而成为艺术中心，音乐方面以德累斯顿的歌剧为主导，各诸侯国首府各具特色，维也纳则凭借数百年文化传统在文化艺术上远超过柏林^[出处]。经济迅猛发展使柏林揭开新页：规模巨大的康采恩和腰缠万贯的家族迁入，新财富伴随冒险精神推动建筑业与剧院的兴建；在威廉二世皇帝的庇护下博物馆开始扩建，剧院找到像奥托·布拉姆这样出类拔萃的领导人。茨威格认为，正因为柏林缺乏文化传统，才吸引青年人前来闯荡——传统意味着阻力，受古老传统束缚的维也纳对青年的新尝试漠不关心，柏林则鼓励新探索。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拥入柏林：马克斯·莱因哈特在维也纳为一个职位等了二十年，在柏林只用两年就得到不错的职位^[出处]。

茨威格自述，按维也纳的标准，柏林给他的第一印象令人失望：市中心只有造型单调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郊区如维尔默村、尼古拉湖和施特格利茨需乘有轨电车很久才能到达，除古老的菩提树大街外还没有一条像维也纳格拉本林荫大道那样的大街^[出处]。他感受到古老普鲁士的节俭精神：妇女穿着自己裁剪的无装饰衣服进剧院，咖啡淡而无味以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维也纳到处是音乐声和歌声，柏林唯有干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他以两城女房东作比：维也纳女房东活泼热心而粗心大意，柏林女房东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钉一个纽扣记三芬尼、擦去一块墨迹记二十芬尼，一月账目共计六十七芬尼；茨威格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载现金支出^[出处]。

1902 年春，茨威格入读柏林大学，却几乎不去听课：一个学期只去两次，一次办理注册，一次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上盖章。他到柏林寻找的是“有价值的、完美无缺的自由”，以摆脱维也纳把他看作“富裕”家庭阔少爷的狭小圈子；他带了许多维也纳朋友的推荐信却一封也没用上，只想结识文学情趣相投的人——例如理查德·戴默尔等新一代诗人——并体验“浪漫文人”的生活^{[2 处]}。

茨威格在柏林找到的是后来者社团的放荡不羁的文人圈。这个由路德维希·雅各博夫斯基创建、在他死后由鲁道夫·斯坦纳主持的社团，每周在诺伦多夫广场旁一家咖啡馆二楼聚会，聚集了诗人、建筑师、记者、扮作工艺美术家的年轻姑娘、俄国大学生和斯堪的纳维亚女郎^[出处]。茨威格在这些聚会上认识了老诗人彼得·席勒，第一次遇到真正的东方犹太人——画家埃·莫·利林，并经由一位俄国青年和一名瑞典女青年接触到《卡拉玛佐夫兄弟》与蒙克的绘画^[出处]。他自述，这个混合了上下阶层与边缘人物的圈子，让他第一次置身于自己在维也纳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阶层之中^[出处]。

通货膨胀年代的柏林在茨威格笔下成了“世界上罪恶的渊薮”。他写道，马克贬值使一切价值都变了——国家的法规遭到嘲笑，道德规范遭到鄙视，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穿着紧身上衣、涂脂抹粉的年轻人和中学生沿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荡，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在昏暗的酒吧里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舞会上上百名男青年穿女装、女青年穿男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跳舞。茨威格把这种纵欲看作一味追求时髦的表面现象：那些出身正派市民家庭的姑娘原本宁愿把头发简单梳向两边、用小勺吃苹果馅饼，是每日飞跑的通货膨胀使全国神经紧张。他总结道，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暗中渴望秩序、平静、安宁与法纪，整个民族在暗地里憎恨魏玛共和国，不是因为它压制自由，而恰恰因为它把自由放得太松^[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