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事件最后更新 2026-08-14
物理唯心主义
又称:физ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 · 物理学唯心主义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代物理学的术语,指把相对论、量子力学引向否定物质客观实在性的“唯心主义”倾向;《生活与命运》以此为线索,写施特鲁姆的核物理研究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先被诬为“唯心主义”、继而牵动研究所人事清洗,最终被斯大林一通电话叫停而非被理论驳倒。
物理唯心主义(физический идеализм)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现代物理学的术语,指把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新物理学的成果引向“物质消失了”“规律被主观化了”一类唯心主义结论的倾向。术语出自列宁1909年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批评马赫主义认识论借物理学革命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称这种“物理学唯心主义”是物理学危机的表现;此后它成为苏联哲学讨论中攻击新物理学的常用标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季米里亚泽夫、卡斯捷林等人以相对论违背辩证唯物主义为由攻击爱因斯坦,但1929年苏联哲学界宣布季米里亚泽夫的观点“并非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相对论在苏联科学界大体被接受。战后意识形态整肃(日丹诺夫主义,1946—1953)与李森科事件把对“唯心主义”“世界主义”的批判推向各个领域,物理学中反“物理唯心主义”最卖力的是哲学家马克西莫夫——1952年他主编的文集攻击爱因斯坦“用错误的哲学败坏了广义相对论”,但苏联广义相对论权威福克向中央委员会抗议,得到该文集不代表党的立场的保证,马克西莫夫随即被禁止发表。关于这场批判的分量,学界看法不一:亚历山大·武奇尼奇强调苏联意识形态与爱因斯坦之间的深刻冲突;阿列克谢·科热夫尼科夫则指出反相对论者始终处于边缘地位,苏联科学界对爱因斯坦普遍尊崇,福克、瓦维洛夫等官方权威把他表述为揭示了自然界客观辩证法的科学家。
《生活与命运》把这场冲突的起点提前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胜利之后:施特鲁姆在科学院会议上说伏尔加河上的胜利标志着爱因斯坦思想的胜利,一个刚从中央委员会科学处调来的年轻人斥责他“用唯心主义理论冒充最高的科学成就”,院士希沙科夫对爱因斯坦也不屑一顾[3 处];会上还传出苏斯拉科夫“研究所脱离实际”的不满[出处]。施特鲁姆则针锋相对:“法西斯分子赶走了天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物理学就成了猢狲的物理学”[出处]—以纳粹驱逐爱因斯坦、其物理学沦为“犹太物理学”为对照。格罗斯曼借此让体制在胜利中收紧的第一个信号落在1943年;史实上,1943年并无这样的公开批判,对爱因斯坦的公开攻击要到战后(尤其1952年)才出现,把历史提前是小说家的反讽与预言。
小说随即让这场冲突从会场蔓延到研究所:中央委员会开会研究科研工作,与会者尖锐批评唯心主义和轻视本国哲学、科学的倾向,党表示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的发展上[2 处];紧接着物理学家德米特里·佩特罗维奇·契贝任因不肯改变研究所的选题计划被迫离职,由对爱因斯坦不屑一顾的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希沙科夫接任[2 处]。把物理学之争化为撤换研究所领导人、审查选题计划这类组织手段,是战后日丹诺夫主义与李森科事件的典型做法;1943年并无此类公开批判与撤换,是小说把历史提前的写法。
风波进一步收网:施特鲁姆的论文被推选为斯大林奖金备选项目后,加甫罗诺夫在会上称其建立在“很不科学”的基础上、来源于西方物理学家的观点[出处]随后索科洛夫转告施特鲁姆,加甫罗诺夫已放话“论文中的观点与列宁主义的物质观相矛盾”,党中央科学处年轻的处长巴季因支持此说,为开展“维护科研党性的运动”,所领导可能有意选定施特鲁姆做替罪羊[4 处]。把“列宁主义的物质观”“党性”用作攻击具体科学成果的标签,正是物理唯心主义之争在小说里从会场走向政治清洗的转折。
这场围绕“唯心主义”的清洗最终被一个电话叫停,而非被驳倒。研究所原定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宣布对施特鲁姆的处置,他在出门前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拒绝到场检讨[2 处];不久后斯大林亲自打电话给他表示支持,希沙科夫等人随即登门盛情款待,态度判若两人[2 处]。施特鲁姆本人清楚,如果不是这通电话,研究所里不会有人称赞他的成果,而这通电话本身也不是随心所欲之举,是斯大林所代表的国家意志的表态[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