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代价:施特鲁姆的骤然得宠与巴格良诺夫的教训

斯大林一通电话之后,施特鲁姆在莫斯科研究所里的处境发生逆转。此前将他排除在会议之外的希沙科夫登门致意,马林科夫召见他谈了四十分钟专业问题,末了还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实践”。研究所的日常运转随之改观:兰杰斯曼经科甫琴科、杜宾科夫过问,一小时内调入施特鲁姆的实验室;安娜·纳乌莫芙娜两天办妥从喀山调回的手续,由专车接站;安娜·斯捷潘诺芙娜恢复工作,补发欠薪。专用小汽车、特供商店、通行无阻的会议随之而来,施特鲁姆的实验室里,上午最宝贵的几个小时终于完全属于他自己。 ^{[4 处]}

施特鲁姆明白,这并非才能获得承认,而是斯大林的电话重新分配了体制内的善意——而这通电话本身也非随心所欲,因为“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他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谈过的话:军工厂的物资供应从不拖沓,由此断定这种“神话般的作风”正是官僚主义运转到极致的表现,“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与此同时,他也看到此前令他生畏的人各有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拉姆斯科夫爱好垂钓,科甫琴科收养并悉心照料一个患病的西班牙孤儿,连不近人情的斯维琴也养着仙人掌过冬。 ^{[5 处]}

但施特鲁姆没有因此放松警惕。他想起克雷莫夫讲过的老同志巴格良诺夫:一九三七年被捕,一九三九年贝利亚短暂“自由化”期间获释,回到莫斯科时满口热爱自由、同情狱友的话。此后军装、住房、勋章、党籍相继发还,他的措辞也一步步转向,最终以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身份重新出现,再不与克雷莫夫来往。施特鲁姆把这个故事讲给娜佳和柳德米拉听,提醒自己对死于大清洗、集体化年代的人的态度并未改变——他们不会因为一个施特鲁姆得宠或失宠而复活。他对怯懦妥协的人心生鄙视,甚至因此责备起离开研究所去爬山旅游的契贝任。 ^{[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