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

顺从是格罗斯曼在《生活与命运》中关于极权暴力下群众心态的核心论说,以作者口吻的整段议论展开,由“为了宰杀害了传染病的牲口”的准备工作写起^[出处]。格罗斯曼由此引出他的命题:要大规模消灭人,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态不够,必须进行特殊准备,唤起一般人的憎恶和仇恨^[出处]。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当年在同一块土地上,斯大林煽动起群众的痛恨,推行了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和残杀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的运动^[出处]。

他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2 处]}。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特点就是顺从:等待受刑的人自动排队,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千百万人住在自己建造、自己看守的巨大集中营里,表决时众口一声赞成大规模的屠杀^{[2 处]}。顺从来自三种力量:影响遍及世界的伟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表现为生存本能与良心相互妥协的自我保全欲望;对强大国家机器不受限制的强权——已成为国家日常生活基础的残杀——的恐惧^{[3 处]}。极权国家的强权大到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对象^[出处]。格罗斯曼把个别极端行为也写进这幅图景: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愿意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把孩子领到屠杀点,一位农民出身、才智双全的诗人真挚歌颂的正是吞噬了他父亲的“农民受苦受难的血腥时期”^{[2 处]}。反抗并未绝迹: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都因完全失去希望而爆发^{[2 处]}。格罗斯曼的结论是:人渴望自由的天性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极权政治离开暴力就会完蛋;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不变,就是对极权国家宣判死刑^{[2 处]}。这种顺从也落在具体人物身上:索科洛夫对集体化时期和一九三七年的残酷毫无怨言,把它们看作上天降下的灾祸,施特鲁姆觉得他信仰上帝、顺从当今世界的强者^[出处]。它在纳粹集中营里则表现为安东·赫麦尔科夫的选择:这位战前无人说他不好的刻赤理发师,为活命在毒气室做起了把人群送进去的活计,夜里听着茹琴科的笑声心慌,却仍继续干下去;他模模糊糊地懂得,在法西斯时期,对于一个还想做人的人来说,比活命更容易做到的选择就是死^{[3 处]}—生存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正是顺从的三股力量之一。集中营监督队长卡里特卢夫特的自辩把顺从推到另一层:他把自己从乡村青年一步步走到杀人营队长的每一步都归为命运的驱使,以此在设想中的天国审判前为自己辩护^{[2 处]}。但格罗斯曼借“罪犯对罪犯的审判”这一命题反驳这种自辩: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他不受约束的意志——顺从从不是全然被动的^[出处]详见罪犯对罪犯的审判。这一命题也被用来审视顺从者本身的阵营:斯大林格勒合围中,德军连长列纳尔德目睹士兵们煮马肉充饥、伤兵裹着破布行走,由此想到,连希特勒和他所代表的“强盛而有作为的民族”,都能把这些饥寒交迫的士兵驯服得如此乖乖听命,可见顺从背后那股“愚蠢、迟钝的力量”不分刽子手与受害者^[出处]。这一命题最终落回施特鲁姆本人:他一向瞧不起索科洛夫的顺从和听话,却在一封谴责科学家的公开信上签了字——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同事们的信任与亲热所带来的一种消磨意志的驯顺感情,“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2 处]};事后他才明白,自己一向瞧不起的正是索科洛夫身上的这种顺从^[出处]。

史实上,文中所谓“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确有其事——纳粹德国在苏联占领区通过特别行动队枪杀与灭绝营屠杀了上百万犹太人;消灭富农阶级(集体化期间的“富农清算”)与1936至1938年的大清洗(“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审判)也是史实。格罗斯曼把纳粹灭绝犹太人与苏联的这两场暴力并置为同一块土地上同一种极权逻辑的产物,这是他的论点而非史学共识: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至今是学界激烈争论的题目,双方在意识形态目标、工业化与种族灭绝的位置上差异显著。文中的起义均为史实:华沙(此指1943年华沙隔都起义;1944年尚有全市性的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1943年8月)、索比波尔(1943年10月)与奥斯维辛焚尸场的“炉工”(囚犯焚尸工作队,Sonderkommando)起义(1944年10月7日);格罗斯曼把它们写成“完全失去希望”的反抗,作为顺从命题的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