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比扬卡

卢比扬卡是莫斯科市中心的一片区域,契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总部大楼设在这里,其内部监狱是苏联政治镇压的象征:大清洗年代,被逮捕的人在这里受审、逼供,许多人从这里被枪决或送往劳改营。

《生活与命运》让读者随克雷莫夫走一遍这座内部监狱的入狱手续:脱光衣服,在探照灯似的灯光下任穿白大褂的人检查身体,又敞着领口照正面与侧面的相、按手印,裤子上的纽扣被剪掉、腰带被拿走;随后乘电梯上楼,顺着铺了地毯的长长走廊走过一扇扇带圆孔的门。克雷莫夫觉得这里像一所“诊断社会病的X光研究所”,想到“点的轨迹”,感到自己已经失去本来面目^{[4 处]}。囚室里的灯光彻夜不熄,是“专用的灯光”——不是为囚室里的人照亮,而是为了看清他们的活动^[出处]。他想起这座房子的历代当家人: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亚戈达与明仁斯基、内务部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如今是拉夫连季·帕甫洛维奇·贝利亚^[出处]。

《生活与命运》通过克雷莫夫的回忆写出大清洗年代这里的情形:被捕者在内部监狱里蹲八个月、一年、一年半进行侦讯;有人从这里转入劳改营,家属收到信说身体很好、很暖和,请寄大葱和大蒜去治坏血病,更多的人进了内部监狱就永远没有消息——检察机关通知家属说被判剥夺通信权十年,可劳改营里根本没有判这种刑的犯人,这显然指的是枪决^{[3 处]}。一九三七年夏季的夜晚,从卢比扬卡和共青团街经过特别可怕:闷热的街道空荡荡,楼房黑沉沉地挤满了人,大门口汽车车门不时砰响、车灯忽明忽灭,汽车送来一批又一批被捕的人,成百、成千、成万的人在内部监狱、布特尔监狱、列福尔托夫监狱里消失^{[3 处]}。一批批新工作人员进入各处机构代替被捕的人,有时接替者转眼间也成了敌人被逮捕^{[2 处]}。叶尼娅的哥哥米佳当年腋下夹着妻子收拾的白色小包袱走进这座楼房;柳德米拉的前夫阿巴尔丘克在这条灯光明亮、从自由通向不自由的走廊里被逼写假供词^{[2 处]}。

《生活与命运》第三部中,克雷莫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后关进的囚室就在这一带。卡茨涅林鲍肯说,自己曾在“卢比扬卡附近的村子里”与德列林格两个老犹太人一同待过几个晚上^[出处]。克雷莫夫与狱友的囚室所在,是卡茨涅林鲍肯当年工作的那座楼房^[出处];鲍戈列耶夫称它“奇异的楼房”——威风凛凛的人一跨进大门,魔杖一挥,就变成小不点儿^[出处]。在这座囚室里,克雷莫夫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此刻被折磨的是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个列宁主义者^{[2 处]}。

卢比扬卡另有一面朝向被捕者家属:库兹涅茨桥24号是内部监狱的探视接待室，与俯瞰卢比扬卡广场的那座石头大楼并无外观上的联系，却是家属唯一能靠近它的地方。叶尼娅为打听克雷莫夫的下落到这里排过队：接待室里挤满母亲、妻子和年迈的父母，队伍移动很快，多数人得到的只是简短的回答，“不准送东西”意味着侦讯尚未结束；大家彼此传授各处监狱的规矩——布特尔监狱不收罐头食品，要送大葱大蒜治坏血病；从被捕到进劳改营一般要过一年左右。多数人是依据俄罗斯联邦刑法典58-10条（“反革命宣传”）被捕的，随口的一句抱怨也可能获罪；被捕潮在节日前尤其密集^{[6 处]}。

史实上,大楼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原为保险公司出租的楼宇,十月革命后归契卡管辖,1919—1992年作为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总部;内部监狱自1920年启用,1930年代初扩建,1936年有118间囚室(其中94间单人),收押待审的重要犯人,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等人都曾关押于此。“剥夺通信权十年”确为枪决的隐语:家属被告知判十年劳改、不得通信,实际被判者多已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