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贵族婚嫁旧俗的变迁

19 世纪中叶俄国贵族社会婚嫁旧俗的瓦解与自主择偶风气的兴起。俄国贵族传统上由父母作主、经媒人撮合议婚,讲究门第、财产与亲族关系;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社会流动加快,加上西欧个人主义与“妇女问题”论争的输入,受教育阶层中青年男女日益主张婚姻应以爱情和个人意愿为基础,旧式作媒被当作落后可笑。《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背景正落在这段过渡期。

书中借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之口道出当时的无所适从:法国的父母作主之风受人唾弃,英国式的女儿完全自主又被认为在俄国社会行不通,由人作媒的俄国旧俗遭到嘲笑,连她自己也跟着笑,可是女儿到底怎样出嫁、父母怎样嫁女儿,却没有人知道^[出处]。公爵夫人把这风气比作给五岁的孩子实弹手枪,担忧少女与男子自由接触,可能爱上一个无意结婚或全不适合做丈夫的人^[出处]。小说双线都以这段婚姻过渡期为背景:基蒂的婚事依新风气由她自己倾心决定^{[2 处]}而列文仍按旧礼数准备向谢尔巴茨基家正式提亲^[出处]。拉锯也裂开家庭内部:谢尔巴茨基老公爵反对妻子把晚会变成单请选定求婚者的择配场合,主张把所有的年轻人都请来、雇一个钢琴师让大家跳舞;他自恃父亲“对这种事有眼光”,看出列文是唯一有诚意的人,弗龙斯基不过是一只孔雀^{[2 处]}。书中多莉向列文解释基蒂拒绝的苦衷时,把新风气下这种不对称说得最清楚:男子自由自在,看上一个女子就到她家里去、和她做朋友、留心观察她,等爱成熟了或看中两者之一便求婚;少女却无人问,她被期望自己选择、却选择不了,只能回答“是”或是“不”,带着少女的羞涩处在悬而不决之中,从远处观看男子^{[3 处]}。

婚约说定之后,旧的形式照旧运转:谢尔巴茨基家商量订婚礼、发请帖、备嫁妆,打趣列文把婚礼定在“明天”^{[2 处]};列文原以为自己的订婚会与众不同、普通的订婚条件会损害他特殊的幸福,结果他所做的与别人完全一样——买糖果、花束、礼品——而他的幸福却只因此增长^[出处]。

婚礼仪式本身仍按东正教会的固定程式进行,新旧风气都改变不了:新娘要先踏上铺在讲经坛前的毡子,这成了观礼女眷们打趣的悬念^{[2 处]};神父点起两支雕花的蜡烛交给新人,念祷文为“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丁与叶卡捷琳娜”祝福,以戒指画十字、把大小戒指互换两回,再念诵“将分离之二人结合为一”的祝词^{[5 处]}。基蒂和列文的婚礼上,整个莫斯科的亲戚朋友都聚集在教堂里,看热闹的女人挤在门口,屏息注视着仪式的每一个细节^{[2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