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

决斗是俄国贵族和军官阶层以武力裁决名誉纷争的习俗:受辱一方照荣誉规则向对方挑战,由证人(中间人)安排时间、地点和武器,用手枪或佩剑决出胜负。它在帝俄法律上始终被禁止——彼得大帝1715年《军事条例》宣布对一切决斗者处以死刑(实际从未执行),叶卡捷琳娜二世1787年敕令对未流血的决斗课以罚金、将挑起者流放西伯利亚;但整个十九世纪,上流社会仍把它当作洗刷侮辱、保全名誉的正当手段,审理决斗案件的法庭也往往对贵族从轻发落。1837年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伤而死、1841年莱蒙托夫同样死于决斗,给俄国决斗文化留下悲剧性的印记。到小说所写的1870年代,决斗在西欧(尤其英国)已趋于消亡,在俄国却仍被军人贵族视为义务;直到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才颁布军官决斗条例,设名誉法庭,规定受辱军官要么决斗、要么退出军队,把这一习俗正式纳入军法轨道。

小说借卡列宁的沉思呈现这种习俗在当时官场与社交界的分量:得知妻子安娜与弗龙斯基的私情后,他头一个想到的办法就是决斗,却因生性胆怯、一想起手枪对准自己就毛骨悚然、生平从不曾使用过任何武器,而深知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提出挑战;他自忖俄国社会仍把决斗看作很对的事(英国又当别论),又认定朋友们决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的生命遭到危险,挑战只会显得他以此沽名钓誉,于是把决斗判为“毫无道理”而放弃^{[2 处]}。决斗在书里同样悬浮在贵族日常的头顶:谢尔巴茨基老公爵自谓若不是年纪老了,就要和弗龙斯基决斗^[出处];弗龙斯基的僚友彼得里茨基与别尔科舍夫吵架，差一点决斗^[出处];而在安娜的这段私情里,弗龙斯基也自始就准备好应丈夫的决斗挑战——他认定丈夫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拿了枪要求决斗^[出处];待安娜亲口告诉他,她已向丈夫说出实情,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现在决斗是不可避免的了”,想象挑战书当夜或次日送到、自己向空中放了一枪后带着冷冷的傲慢表情等待受辱丈夫的枪弹^{[2 处]}。等到卡列宁始终不肯应战、在他家门前与他默默照面便走开,弗龙斯基又指望用决斗摆脱欺骗者的地位:他暗想假使丈夫要决斗、维护名誉,自己倒可以有所作为、表现出感情;这种懦弱或卑怯,却把他置于他从来不想也决不想做的欺骗者地位^[出处]。社交界把为受辱的丈夫挺身决斗当作刚强正派之举:奥布隆斯基家宴上,图罗夫岑兴冲冲报知瓦夏·普利亚奇尼科夫在特维尔和克维茨基决斗、把对方打死,称赞那“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丈夫因妻子受辱而应战、击毙对方,正是荣誉准则所嘉许的,与卡列宁以离婚了结同一类处境恰成对照^{[3 处]}。待到卡列宁独自回房,最深印在他心上的正是图罗夫岑这句“行为真不愧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他明白宴间众人对此“显然都有同感,虽然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来”——荣誉准则就这样压在他这个不肯应战的丈夫身上^[出处]。事过境迁,卡列宁在孤独中追悔往事,想起从赛马场回来的路上自己怎样接受了她不贞的自白——特别是他只要求顾全体面,却没有要求决斗——就仿佛莫大的憾事一样痛苦^[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