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与瓦夏在莫斯科（1922）

1922年春，日瓦戈与瓦夏抵达莫斯科，正值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城市景象晴暖而萧条，救世主大教堂的金顶映着广场上长满青草的石缝。私人贸易的禁令解除后，旧货市场、私人书店等重新出现，规模不大却滋生了投机与舞弊；此前只能偷偷违禁贩卖面包的教授家眷，也开始在自行车修配车间公开做起买卖。 ^{[3 处]}

经熟人介绍，日瓦戈把瓦夏送入原斯特罗甘诺夫斯基实用技术学校学习印刷、装订与书籍装帧。两人随后合作：日瓦戈撰写涉及哲学、医学、变化与进化、历史与宗教的小册子，瓦夏在校内把印刷这些文稿当作考试作业，成书后放到熟人开设的旧书店寄售，销路不差。日瓦戈同时在几家新设的“思想馆”“艺术思想研究院”一类机构挂名任医生。 ^{[4 处]}

日瓦戈曾试图寻回西夫采夫街的旧居，但家人早年被逐出境后，房间已分给他人，个人物品荡然无存，旧邻居也刻意回避他，仿佛他是个危险的熟人。同一处房产的旧门房马克尔却仕途顺遂，当上木赤诺依镇的房屋管理主任，仍愿意住在带自来水与俄式火炉的旧门房里——那年冬天全镇管道冻裂，唯独这一处依然暖和。 ^{[3 处]}

瓦夏在学业与思想上日渐认同革命宣扬的那套明白无误的道理，对日瓦戈含糊、迂回的言语越来越不耐烦。日瓦戈忙于为家人办理政治平反、为自己申请出境护照去巴黎接妻儿，态度却消极懈怠，早早断言一切努力徒劳，甚至带着几分幸灾乐祸。两人的关系由此冷淡直至彻底决裂：日瓦戈把合住的房间留给瓦夏，自己搬进马克尔在斯文季茨基旧宅隔出的一角，那里有废弃的浴室、独窗小屋、倾斜的厨房与半塌的后门。此后他不再行医，衣着邋遢，不再与熟人往来，生活日渐窘迫。 ^{[5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