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意大利：敌意消散与法西斯主义的初见

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一年是战后奥地利最艰难的三年。茨威格隐居在萨尔茨堡，面对战败、外国对德语世界的敌意和本国货币贬值，一度放弃重游世界的打算；待抢劫与革命平息、生活重上轨道，他感到精力倍增，决定重新尝试旅行。意大利近在咫尺，只有八到十小时的路程，尽管知道奥地利人在那里可能被视为“世敌”，他还是越过国界一试。 ^{[2 处]}

此行印证了他在战时的判断：维罗纳旅馆的门房看到国籍栏里写着“奥地利”，没有拒客，反而高兴地说“终于来了一个奥地利人”。在米兰，他重逢旧友、意大利作家兼《晚邮报》负责人博尔盖塞——此人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战时却站在反德奥一方，先与墨索里尼一同鼓吹参战、后与之决裂——两人交谈反而比战前更推心置腹。在佛罗伦萨，画家斯特林加当街拥抱他。茨威格由此相信战争已经过去，民众之间的敌意只是宣传煽动的结果。 ^{[3 处]}

战争其实并未过去，只是战线移入了社会内部。当时奥地利人对意大利政局所知甚少：墙上到处是“列宁万岁”的涂写，听说墨索里尼脱离社会党另组小党，人们只当它翻不起大浪。在威尼斯，茨威格目睹一次总罢工：搬运夫与船夫全体停工，集市广场上一队年轻人唱着《青年之歌》列队冲过罢工人群，人数悬殊却组织严密。他第一次意识到法西斯主义是一股能够煽动青年、领导有方的力量，并不像佛罗伦萨和罗马的朋友讥讽的那样只是一帮“雇用来的歹徒”；他研读墨索里尼办的《意大利人民报》，从文风中感到同样的坚毅，却不能预见一年之后事态会扩大到何等规模。 ^{[3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