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法庭问题

宗教法庭问题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社会公开议论的题目,指围绕教会法庭(俄语 духовный суд,亦作 церковный суд)的权限与存废而起的争论。1864年司法改革把教会法庭排除在统一的司法体系之外,但婚姻、离婚与教士纪律等案件仍归它审理,1870年代改革教会法庭的方案与讨论不断出现在刊物上。小说中,伊凡·费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报发表讨论此问题的文章:他研究自然科学,谈的却是显然不熟悉的对象,语气和结论不同凡响——教会人士把他当自己人,平民派与无神论者也齐声赞许,又有聪明人断定整篇不过是一个玩笑、一出粗鲁的闹剧。小说把这一具体的司法改革议题引向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大问题,论者常把它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普世教会”思想联系起来;文章传到小城近郊的修道院,那里的人对这一问题十分注意,读后却引起很大的惶惑。^[出处]

长老修道室的聚会上,伊凡当众把文章的主旨讲了出来:他反对把国家和教会两种实质糅合起来的做法,认为那从根本上隐藏着虚伪,教会不应在国家里占据一个角落,而应把整个国家包括在自身之内;他追溯罗马帝国在名义上成为基督教国家后,依旧把教会包含在内而本身继续是异端国家的历史,断言一切地上的国家最终都应转变为教会——不是教会升入国家,而是国家变为教会。照此推演,即使成立宗教社会法庭,教会也不会把人流放或处死,而会把罪人开除出去;教会对犯罪的看法应由机械地割除有害分子,转变为拯救与再生的观念。佩西神父以斯拉夫派立场全力支持这一构想,彼得·阿历山德罗维奇·米乌索夫先斥之为“教皇全权论”^[出处]继而称其“不但是教皇全权论,而且是超教皇全权论”^[出处];佐西马长老不把它当作抽象的理想,而落实到俄罗斯社会现存的根基上:教会是慈爱的母亲,永远不与罪人断绝联系,映在良心上的基督法则才是对罪人真正的惩罚,若整个社会都成为教会,犯罪本身也会减少到难以相信的程度。论者指出,伊凡这套“国家转化为普世教会”的构想与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神权乌托邦相合,小说把它同时放进怀疑者与虔信斯拉夫派嘴里,意在呈示其双面性;现实中1870年代的教会法庭争论本是围绕司法管辖范围的行政立法议题,小说把它提升为教会与国家孰包涵孰的全面对抗。^{[5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