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解放

农奴解放(俄语 отмена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亦称1861年农奴制改革)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俄国农奴制的改革。俄历1861年2月19日(公历3月3日)《解放法令》公布,约二千三百万私有农奴获人身自由,不再依附地主的人身支配;连同国有农民等在内,改革涉及的农民共约五千万。农民须以赎金取得份地:国家先按估定地价付给地主,农民再分四十九年向国家偿还赎金(俄语 выкупные платежи),土地不属于个人而归村社(米尔)所有,由村社分配并集体承担赎金;地主往往把质量较好的地截留为“割地”,农民所得比改革前更少更坏。赎金负担直到1905年革命之后、1907年才被明令废除。这场改革是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的开端,继之以1864年的地方自治(县议会)与司法改革、1874年的普遍兵役制(普遍征兵问题);其经济后果——贵族失去劳役与对农民的人身支配、土地逐步转手——见贵族阶级的败落。

小说中,农奴解放是人物议论改革后秩序的共同参照。谢尔盖·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在河边钓鱼时用它反驳弟弟“一切行动的动力终究是个人的利益”的论调:个人利益并没有诱使人们为农奴解放而努力,人们却为它努力过^[出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针锋相对,说农奴解放也是另一回事、同样掺杂着个人利益——“我们都渴望摆脱压迫所有我们这些善良人的那种束缚”,贵族同样在卸除旧制度加在自己身上的负担^[出处]。激进一方的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列文则指责两个兄弟抱着“贵族观点”,不愿意把农民从奴隶状态中解放出来^{[2 处]}。小说把这场改革用作衡量“利他公益”的标尺,兄弟俩的分歧正在于:解放农奴在多大程度上是利他的公益,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卸除自身负担的自利。

改革的经济后果同样是小说中反复争执的题目。在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家的茶桌上,一位留灰色胡髭的老地主断言“俄国已经给农奴解放毁了”:同一块地,农奴制下凭农奴劳动与良好管理可产九分收成,改行收获平分制或租佃后只剩三分;地主失去了强制推行改良的权力,农业不得不退回“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他的论据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以来的“一切进步都是由于运用权力而造成的”^{[2 处]}。这套从村居孤寂生活中冥思苦想出来的话,列文听来比斯维亚日斯基的话了解得更清楚^[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