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归乡：不问意义的行动

列文一旦追问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活着，便陷入悲观与虚无；可只要不去追问，他反倒凭着坚决明确的行动，仿佛知道了答案。六月初他从外地回到波克罗夫斯科耶，重新投入农务、与农民和邻居的往来、经管家产，以及照顾婴儿和当年春天新添的养蜂爱好，日子被这些事务填满。 ^{[2 处]}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靠“对全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这类原理来说服自己行动的正当性——早年热衷公共福利事业却屡屡受挫，如今索性不再去想。婚后，他越是把生活收缩到自己和家人身上，越是坚信自己所做之事必不可少，规模反而越做越大：像犁头一样，一入地便越掘越深，非耕出犁沟不能抽身。维持祖辈的生活水准、把田产经营到能让子孙感念，是他视为不可推卸的义务，为此他拒绝出租土地，坚持亲自耕作、施肥、造林。 ^{[4 处]}

在具体事务上，他划出了自己的界限：雇工工钱要压到最低，但绝不用预付款的办法变相束缚人；债主逼债的农民彼得月息一分，他愿意借钱替他解困，拖欠地租的农民却不能宽免；农民的牲口踩了他的地不罚款，但盗伐树木必须严办。他说不清自己做得对不对，也刻意不去深究，只知道每逢将要做错事，心里便有一个近乎绝对的裁判提前示警。他仍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什么活在世上，甚至因这份茫然而痛苦到近乎自毁的边缘，却在这种不自知中，坚定地开辟着一条属于自己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4 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