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晚年在莫斯科：与戈尔东、杜多罗夫的一次谈话

一九二九年夏初，日瓦戈与马林娜·马克洛夫娜同住莫斯科斯皮里东大街，两人育有女儿卡帕卡（六岁）和刚满六个月的克拉什卡。米沙·戈尔东在附近小布隆纳亚街租了一间由旧时装作坊改建的怪屋，橱窗式的玻璃墙上还留着裁缝的金字招牌。日瓦戈、杜多罗夫携马林娜和孩子在此小聚，马林娜很快带孩子离去，剩下三个男人闲谈。 ^{[3 处]}

杜多罗夫刚从流放地服满刑期归来，公民权利得以恢复，重获大学教职，他向朋友们讲述在狱中和流放期间如何经检察官教育而“政治上成熟”。戈尔东对此深表认同，将这种合乎时宜的表态当作普遍人性。日瓦戈内心并不认同这种自我合理化，认为不自由的人总要美化自己的处境，但为顾全友情未曾说破。他更感兴趣的是杜多罗夫顺带提到的狱友——东正教司祭博尼法季·奥尔列佐夫，其女赫里斯京娜六岁时因父亲获罪蒙羞，从此发誓要洗刷家族污点，长成一名狂热的共产主义拥护者。 ^{[3 处]}

面对戈尔东、杜多罗夫轮番的规劝与责备，日瓦戈提出告辞，并说明自己患有心血管硬化，心肌壁变薄，随时可能破裂。他认为这是一种“现代病”，根源在于精神层面：日复一日地言不由衷、为不喜欢的事物辩护、对不幸表示欣然接受，损害的正是有形的神经与心灵。他又谈到与马林娜、与前妻东尼娅的关系——两人并无嫌隙，只是他与东尼娅在莫斯科团聚数年后中断通信近五年，近来才又开始收到巴黎方面的家信，得知子女舒拉、玛尼娅已入法国籍，在当地小学就读。他相信岳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东尼娅已获悉他与马林娜的事，因此一度心存芥蒂。 ^{[5 处]}

日瓦戈坚持要走，称再不出门便要憋闷而死，随后告别离去。次日清晨，马林娜抱着小女儿、领着大女儿匆忙赶到戈尔东处寻人，得知日瓦戈既未回家，也未在杜多罗夫处过夜，去向不明，马林娜当场情绪失控。 ^{[3 处]}